回国两年多，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李玲的名字一直和中国的医疗体制改革连在一起，自从1994年在美国匹兹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李玲一直专注于卫生经济学领域。
但李玲觉得回国这两年收获最大的，不仅仅是参与了中国的医疗改革，还有自己14岁的女儿完全适应了中国的生活，她从原来不会在北京过马路，到现在已经能够独自一人骑自行车去上学了。这位母亲说，身临其境地感受着中国的成长，看着女儿慢慢融入中国文化中，这是她两年多来最大的收获。

回国前，我已经在美国马里兰大学教了10年书，是终身教授了。对我来说，回国是个不太容易做出的决定。在2003年，这还带有冒险色彩，当我忙着变卖家产准备回北京时，对SARS的恐慌已席卷全球。
马里兰大学的同事们都说我疯了。回头想想，如果当时不是有一股热情在支撑着，稍微犹豫一下，我可能就不回来了。我1978年进入武汉大学物理系，我们这一代人都是在传统的理想主义教育中成长起来，虽然在国外工作了10年，但在我的心中，爱国是和离开祖国的时间和距离成正比的。
而且我是研究医疗体制的，SARS正是一个好的时机。但我真正考虑最多的，是我的女儿，她是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她在美国十分优秀，小学毕业时曾获得总统教育奖，回国后她需要适应新的语言、教育体制、文化，该不该让女儿为我的选择做出牺牲呢？
回国后到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我开了卫生经济学课程，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卫生领域的问题，这在国内是全新的。刚回来时，听到的人都会问第二遍，怎么还有这门课？
但实际的效果确实很好，我的一个学生今年去了国家药品监管局工作，他刚刚给我发了邮件，觉得从我的卫生经济学课上学到的东西，对他在工作中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特别有用。
实际上，2003年回国确实是一个很恰当的时机，当时卫生部正准备推出全面的医疗体制改革，重点就是明晰产权，将医院卖掉。我在国外做了多年相关研究，一回国加入到这个讨论中。
当时国内似乎将产权和市场合二为一了，好像利用市场机制首先就要明晰产权。实际上，中国的医院产权没有什么不明晰的，几十年都是国家投资，就是国家医院。
从医疗卫生改革的目标来说，矛盾的焦点是看病贵、看病难。产权改革只能解决看病难，但是我国的现实情况是很低的人均收入，看病贵的问题只会更严重，这是不可能靠市场解决的。美国已经给我们提供了太好的教训，美国医疗市场主要由私人主导的，产权很明晰，但缺点就是太贵。
现在看来，政府已经基本上放弃了两年前的思路，并越来越认识到自己在公共产品上应该起主导作用。我们的呼吁和从比较经济学理论上做出的判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也是我回国后做的一件很有价值的事。
作为配置资源的工具，市场只能解决效率的问题，而不会解决公平问题。教育、医疗这些公共产品，是市场失灵的部分，必须由政府负责。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曾经是公平性最好的社会，但是过去20年的改革我们似乎走了一个极端，只考虑效率，不考虑公平。本届政府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就是要达到效率和公平，毕竟，一个社会最重要的是人的快乐和幸福。
作为中心的常务副主任，我这两年也参与了许多行政工作。现在回过头来想想，在国外10年的工作经验，比读书更加有意义，因为工作我能够深入接触美国的各个阶层，从而更加深刻地理解美国社会的体制，我正在尝试将国外的管理理念应用到中心的工作中。
作为学者，学术研究将是我未来工作的主要方向，但是管理也是我自己很感兴趣的。我曾学习了8年物理，但在学习的过程中，接触到国外的东西越多就越感到，与科技相比，我们中国在经济管理理念上落后更多，这让我在1987年下决心转而学习经济。回国前，当我犹豫不决时，对这些往事的回忆都曾经帮助我下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