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1997—1998年货币危机和金融危机冲击东亚地区的时候，经济动荡迅速在国家之间扩散开来。东亚地区的金融体系无力分离或疏散这一巨大冲击。正如格林斯潘所言：“东亚没有备用轮胎。”从那以后，政策决策者下决心建立起抵御经济波动的防护墙：通过更灵活的汇率来降低货币风险，建立大量的国际储备让货币当局能够管理汇率，避免过度波动。由此，亚洲的货币币值逐步得到调整，并避免了短期内的大幅波动，公司也有了更大的空间来适应市场力量。东亚新兴国家的外汇储备目前已经达到了1.6万亿美元，该地区大部分中等收入国家的外汇储备至少可以偿付它们一年的所有外债。

    在解决信贷风险问题上就没有那么成功。银行更加健康，有了更多的流动性。就整个地区而言，金融部门的业绩指标得到了很大改善，如资产质量、资本充足率和银行赢利能力等等。截止到2005年，受到金融危机冲击的五个主要亚洲国家银行的资本－贷款比例已经上升到了15%，作为决定赢利能力的关键指标之一的利差提高到了4%，不良贷款也下降到了中等水平。与此同时，公司通过降低负债比例和提高经营利润，大大改善了资产负债表的状况。东亚地区的债务－股本比例曾经在金融危机之前达到了90%，到2005年已经降到了50%。但是银行仍然不太愿意向许多借款人贷款，有接近20%的公司（在出口公司中比例甚至更高）反映，很难得到贷款以及贷款成本太高已经成为它们扩大经营的主要障碍。

    就今天而言，亚洲经济的金融体系已经能够有效应对一体化所带来的关键挑战。各国拥有大量的储备，金融资源实现了多元化配置，东亚地区对资本外流和美元－日元汇率波动的抵抗力大大增强。但是，由于公司债券市场还不发达，未达到投资评级标准的大多数公司在进行扩张和创新时很难获得金融支持。东亚最终会有一个备用轮胎，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功能齐全的备用轮胎。

城市与宜居性

    现今，人类的大部分经济活动都发生在城市里。在世界上21个人口超过1000万的巨型城市中，东亚就占到了7个。根据估算，东亚城市的年均GDP占总GDP产出的3/4，占出口总量的1/2—2/3。不仅如此，大部分产出还主要集中在某一个城市：曼谷占到了泰国GDP的40%; 马尼拉占菲律宾GDP的30%; 胡志明占越南GDP的20%；上海占中国GDP的11%。另四个城市，首尔、台北、东京和乌兰巴托，占其所在经济体GDP的1/4还多。

    东亚城市产生的积聚效应带来了经济的快速增长，而且在连接外部世界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中国120个城市（它们占到了中国GDP的3/4）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公司落户于这些城市之后，生产率得到了迅速提升。另一项关于中国城市的研究则发现，与港口的距离是决定收入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距离海岸超过400英里的城市，人均GDP仅仅是其他条件类似的港口城市的一半左右。偏远城市吸引外国投资也更少，中国的沿海省份吸引了80%的外国直接投资；在越南，60%的FDI被吸引到了胡志明等三座城市。对于一个依靠出口来带动增长的地区来说，为商业活动提供门户是非常关键的功能。除了日本以外，东亚拥有全世界25个最大海港中的16个，最大25个集装箱码头中的14个，最大25个货运航空港中的7个。

    全球范围的实证研究显示，城市的宜居性指数与一个国家的人均GDP之间具有很强的正相关性，这表明除了经济管理水平之外，只有当城市的居住状况（拥挤程度、污染和安全）逐步得到改善，才能维持长期增长。东亚的城市已经接近全球平均收入水平，但比起更富裕和更有效率的城市，如香港和新加坡，曼谷和马尼拉的快速公路网只有它们的一半左右。

    这些问题在中等城市更为严重。毋庸置疑，适合人居住的地方也有利于商业发展：上海作为非常受欢迎的商业投资地，也被投票评为中国最适合居住的城市。

    在东亚地区，城市为经济的快速增长提供了适宜的环境，甚至起到了领头羊的作用。东亚的城市还能继续发挥这样的作用？未来的道路充满挑战。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城市化进程的更大推进，东亚国家已经进入了工业化阶段，并达到了相应的人均收入水平。东亚的城市正处于“城市化赶超”时期，而且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村—城市人口转移。东亚在未来的20多年里，每个月都将有200万人涌入城市。与此同时，诸如贫民窟、服务低劣以及大量非正规劳动力市场等等问题会日益突出，超大规模的城市化要求省、市以及国家层面的各级政策决策者必须采取更为有效的方式加以应对。

    大多数城市化发展并不是出现在管理良好的大都市地区，这些地区已经达到了其自然极限。根据预测，有一半以上的新城市人口将居住在少于50万人的城市里。尽管这种趋势会给东亚的发展带来更好的空间平衡，但问题是，这些中小城市能否利用好规模经济，或者它们也可能会因为拥挤、犯罪和糟糕的城市管理而无法获得积聚效应带来的好处。中小城市在基本服务和总体治理方面的表现似乎各不相同，差异很大。除非这些中小城市能够提升自己，与现有的贸易网络很好地连接在一起，否则东亚地区就很难在下个25年里继续保持其强劲的经济增长。

社会凝聚力与不平等

    许多年以来，东亚在取得经济增长的同时迅速减少了贫困，提高了社会平等。2005年，东亚只有1.5亿人（占该地区总人口的8%）仍然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以下（每天低于1美元），有5.85亿人每天生活支出不足2美元。如果按照目前的趋势发展下去，那么东亚很可能在10多年后消除绝对贫困，在大约一代人的时间里解决更大范围的贫困问题。

    但是，东亚地区内部的社会凝聚力问题却显得越来越严重。不平等不仅表现在收入方面，而且还表现在受教育机会和获得基本服务等方面，相对贫穷的地区以及农村越来越落后于城市地区。尽管东亚不同国家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很大，但整个东亚地区接近3/4的生活水平差距是由于国家内部的不平等造成的。在中国，农村与城市之间以及农村和城市自身内部的不平等都在上升。简而言之，许多东亚国家在加入全球一体化和促进地区一体化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功，但是在实现国内一体化问题上却正在遭遇失败。为什么会这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