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地区不平等的上升，可以通过由规模经济推动的增长过程来加以解释。由于城市规模经济发展带来的收益递增，使得城市地区的收入增长超过了农村地区的收入增长。此外，地理位置的不同也会造成收入差距。上文中已经提到，在一国之内，贸易机会（以与港口的距离远近来衡量）与收入水平之间存在着很强的相关性。在东亚地区，贸易增长的很大部分来自于中间品贸易，而中间品贸易对工资和就业的影响要远远大于最终产品贸易。通过对东亚五个经济体（中国香港、韩国、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从1958—1998年发展经验的研究发现，贸易加剧了工资的不平等，在贸易发达地区就业的人口工资水平更高，收入更加稳定。

    造成一国之内不平等的大部分原因，是由于城市收入差距的日益扩大，部分原因是因为熟练技术工人的工资上涨较快。在中国和越南，大学教育的收益回报在过去的10多年里迅速提高，但是，这很可能只是由于大学教育供给刚性而造成的暂时现象。印度尼西亚和泰国则都没有出现熟练技术工人工资快速上涨的趋势，尽管那里大学毕业生的人数也有惊人的增长。

    城市地区不平等的另一来源是劳动力市场的重组。在贸易和一体化方面取得成功的国家，也都经历了更大规模的劳动力转移和重组，劳动力市场成为了一个高度创新的体系。这对工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对中国五个城市（它们都在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中经历了大规模的劳动力市场重组）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年龄在40岁以下并重新获得工作的年轻工人的平均收入得到了提高，而那些40岁以上的工人的工资则低了很多，有2/3的老工人无法在12月内找到一份新工作，收入严重下降。

    城市不平等的主要来源之一还在于存在大量的非正规劳动力市场。有研究表明，中国非正规劳动力市场的规模占到劳动力市场的40%左右。妇女、流动人口、低教育群体、年轻人和老年人在非正规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比例差别非常之大。如果这能够代表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分化状况，那么非正规劳动力市场本身就成为了城市发展出现问题的一个重要表现。

    在更为发达的经济中，不平等的状况会通过向贫困地区进行财政支付转移而得到相应的缓解。但是，由于东亚地区贫困人口还很多，尚没有建立起有效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来实现收入再分配。相对富裕的地区将资金更多地投入到改善本地居住人口的生活质量和基本服务，由此来加强自身的吸引力，但这却使得不平等的状况始终无法得到改善。本地条件的改善会吸引国内和国外的更多资本投资。生产的集中导致农村地区与城市地区以及一国之内不同城市之间的不平等状况日益突出。在获得社会服务方面存在差异，也会使由于生产带来的不平等更加严重。这些情况都可能威胁到财富增长。

腐 败

    除了中国香港和新加坡之外，东亚新兴经济体的腐败问题都比较严重。当然，准确衡量腐败存在很多困难，但是，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腐败已经成为东亚地区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东亚能够在这样一种环境下继续维持增长吗？

    有人认为这是亚洲的悖论：严重的腐败与高速的经济增长“携手并进”，这是如何发生的呢？部分的回答是，那里形成了有组织的腐败。政治学家假设，如果腐败是有组织的和集中化的，那么就能够从公司获取经济租金，但同时又不会让腐败恶化到公司无论到什么地方都无法生存下去。事实上，一个集中化的腐败组织同样有激励去促进经济增长，即使它会从公司那里剥夺走部分收益。

    这一模型非常适合东亚的情形。一项问卷调查显示，很高比例的公司（柬埔寨56%，印度尼西亚41%，菲律宾35%，中国27%）都认为腐败是影响它们商业经营的主要的或严重的障碍之一。但同样是这些公司，它们认为存在一定程度的腐败，政府效率和监管质量会比人们预期的要好一些！这其中传达的信息是：那里存在着普遍的制度化腐败。

    在东亚的腐败图景之中，还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据估计，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和印度尼西亚前总统苏哈托从高度组织化的腐败体系中可能攫取了数十亿美元，所有的贿赂首先是流入了高官的腰包，然后再在政府官僚部门内部进行分赃。韩国在1993年取消了产业规划政策，这大大削弱了政府官员与企业界的信息沟通。自从韩国建立了新型的民主政治体制之后，腐败的组织化特征显著降低。有人指出，1997年初韩宝钢铁公司的倒闭，就是因为它彻底失去了政府的保护。同样有报告指出，在中国，政府当局未能发现的贪污腐败案件估计占总量的30%—60%左右。

    有组织的和可预期的腐败，对经济增长造成的危害要低于非组织化的腐败，这一观点对东亚的中等收入国家构成了重大挑战——因为集中化的腐败更容易成为公众攻击的目标。从某些方面看，东亚社会对腐败的容忍程度要低于西方民主社会。在过去的20多年里，东亚国家的人民一直强烈要求保障政治权利和更大程度的公民自由，他们还通过分散和下放政府权力逐步减少了权力高度集中的现象。

    分散化对于控制腐败有它自身的问题，至少在短期内是这样。现在在东亚许多国家，地方政府负责了大部分的公共投资，并且在征税、监管等方面拥有很大的权力，这些都影响着商业环境。世界银行关于投资环境的企业问卷调查显示，在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生产的地区分散化现象已经非常突出。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是东亚地区实行分散化改革最彻底的两个国家，然而对这两个国家的企业问卷调查却表明，分散化很可能带来更加严重的腐败。

    从长期来看，民主和更大程度的新闻自由在控制腐败方面能够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更大的新闻自由能够将政府部门的腐败公之于众，而民主则使得公众通过将腐败的政治家赶下台来惩罚他们。当其他制度（如司法体系）更加完善之后，公务员将很难胡作非为而不受到追究。香港和新加坡检查起诉公务人员方面已经有很长的历史，最近印度尼西亚和韩国也在检查起诉高级官员方面显示出了更强的意愿，中国和越南也在逐步加大惩治腐败官员的力度。

    但是，建立起能够发现和根除腐败的成熟的民主体制和其他制度绝非一日之功。在短期内，东亚国家面临的风险是: 虽然“人治”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抛弃，但“法治”的最终确立尚有待时日。要从高度集中的腐败政府转向分散化的廉洁政府，这并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完美对称，东亚国家很可能由此陷入无序低效的泥潭而无法自拔：将权力分散之后，政府腐败依旧。因此，为了保证尽快完成这一转变，特别需要加大惩治腐败的力度，否则就会让未来的增长付出高昂的代价。

    稳步超越中等收入阶段仍然需要充分利用规模经济。对大多数国家而言，这意味要依靠“向心力”将各个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和地区范围内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东亚地区在贸易、创新和金融等方面已经建立起了强大的联系力量。但是，东亚国家还必须有效应对由于快速增长导致的国内摩擦，即社会和空间上的负面影响。就东亚来说，这些摩擦包括拥挤的城市，不断升级的社会矛盾和日益严重的腐败现象。

努力实现第三个一体化

    东亚的经验表明，规模经济是带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这一点具有非常重要的政策含义。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既会有赢家，也会有输家。规模经济仍然是未来经济增长的基础，有利于吸引更多资本和投资的公共政策将会带来巨大收益。鉴于规模经济的重要作用，小幅度的政策调整也会带来很高的回报。政策制定者有很强的动力采取相应的行动以获得规模经济带来的优势。反之亦然，错误的政策会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并且很难消除。因此，要做出正确的政策选择必须很好地理解是什么在起作用，什么不起作用。

    对于东亚的低收入国家来说，开放、宏观经济稳定、高储蓄以及对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的投资，仍然是通向进步与繁荣的基本原则。在相当一段时期内，这些国家将继续从自己在全球和地区贸易具有的成本优势中获益。由于地区生产网络会形成国家之间更多的生产部件分工，从而进一步在全球范围内形成更完善的劳动分工，因此，低收入国家会从中发现更多的机会。东亚地区正处于高速增长时期，低收入国家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但是，我们也不能就此认为低收入国家会非常顺利地融入这一生产网络。如果低收入国家无法通过建立高效的后勤服务和更好的商业环境来确立它们的低工资成本优势，那么供应商很可能会开始选择更接近最终产品的国家，例如中国。

    对于东亚地区的中等收入国家来说，它们则需要逐步实施相关重要战略：

    ● 开放  通过低关税和高效的基础设施来降低运输成本，已经成为东亚地区一体化和地区生产的重要支柱。考虑到中间品贸易和积聚效应的重要性，开放对于中等收入国家仍然非常重要。当然，规模经济更强调市场规模。与本国自由化所带来的静态效率收益相比，进入外国市场将越来越关键。在全球自由贸易尚未全面建立之前，东亚国家目前正在通过地区协议来扩大市场，这也正是南亚联盟致力于建立一个单一自由贸易区来抗衡中国的真正原因所在。地区协议有利于形成战略优势。

    ● 人力资本  不管采取什么样的形式，人力资本的积累都是十分必要的。当新思想和创新成为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高等教育就具有了特殊意义。知识工人的数量将有助于国家能够以更快的速度吸收新思想，从而增长的更快。鉴于在早期阶段进入新的增长产业能够获得正外部性和其他收益，因此当国家面临技术人员供给短缺的时候，最好的做法是扩大开放，吸引移民进入。新加坡很早就采取了在全球范围内引进人才的政策。

    ● 金融管理  支持地区生产网络的理想宏观经济环境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稳定的汇率（消除货币风险并为单一市场奠定基础）、资本可兑换（使储蓄能够在整个地区内有效配置）、独立的货币政策（最大限度地防止衰退，保证公司投资于创新活动能够获得收益）。当然，在经济学理论中，这三个目标是不可能同时实现的。东亚地区正在逐步走向建立长期内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同时通过积累外汇储备将短期波动降到最低。其他的政策措施还包括进行管理性干预，在地区内建立更大范围的预警机制并进行金融合作等等。

    从很多方面来说，这些政策建议并不是什么新东西，东亚地区的中等收入国家其实已经开始实行这些政策。当然，有些地区还是进步有限，也出现了部分预警信号。例如，有迹象表明，南亚地区的研发投入明显不足。印度尼西亚等国家还没有真正融入地区生产网络，中间产品的进口也很少（可能的原因是在报关程序和后勤服务方面仍然存在很大问题）。在中国，沿海城市的贸易效率很高，但内地却正好相反。

    地区协议正在讨论之中，但也有人担心谈判过程进展缓慢；如何在地区内建立更加协调统一的监管制度还有待时日。地区性制度框架仍然很薄弱。

    尽管存在上述问题，而且东亚国家确实也需要继续努力完善贸易、创新和金融等领域基础结构，为地区生产网络的发展提供更大支持，但我们有理由对未来持乐观态度。东亚各经济体目前都在采取措施来逐步解决这些领域的问题。令人颇为担忧的是如何去应对来自各国国内的挑战。流行的观点是把增长问题归结到制度建设。但制度建设是个非常抽象的概念。中等收入国家在积极推进经济增长过程可能出现摩擦的有三个关键领域: （城市）拥挤、不平等和腐败。现代增长理论认为，即使政府采取了正确的措施，这三个领域仍然会带来很多问题。而如果以为最好的办法是视而不见，那么政府将犯下严重错误。

    ● 积聚效应  东亚地区的大城市必须改进居住条件；中小城市则需要改善管理和加强联系，从而可以吸纳大量希望回到这里从事生产的人们。中小城市的表现差异很大，这意味着还有很多可以利用的机会来促进更快的增长。城市要提供基本服务、基础设施和必要的监管，这样才能让公司不受拥挤、犯罪和拖沓等问题的无故干扰，从而降低各种成本。

    ● 社会和空间影响  在制度建设方面还需要考虑如何促进社会凝聚力。如果一国之内的不平等状况持续恶化，那么就会带来生产的高度集中；而地区内的不平等则可能变成一个长期无法解决的问题，最终将严重影响经济增长。现有的财政分权模式无法有效解决这些不平等问题，应该采取措施加以改革。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制度环境应该以平等的方式提供基本社会服务，这对于保证机会平等非常关键，而机会平等会为长期增长提供源泉。

    ● 更好的政府  制度建设的第三个重点是控制腐败。如果规模经济产生的经济租金被低效率的城市、不稳定的社会或者腐败的政府所瓜分，那么这些租金将无法用于支持经济的长期增长。毫无疑问，正确解决腐败问题并取得实质进展都需要时间，因此，各个国家必须找到适合自己的道路。在这方面，香港、韩国和新加坡都是可以借鉴的成功案例。

    东亚在全球一体化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功，并且会沿着这一方向继续前进。东亚正在进行地区一体化，也正处于自身的转型之中。东亚国家应该在国内一体化方面做得更好，这样才能保证同时实现增长和转型的成功。东亚需要第三个一体化，这是在每个国家自己的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