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公共管理概念和MPA教育引入中国，薛澜无疑是个重要推动者。沿着自己的学术理想和专业追求，薛澜的梦想在于，经济改革不断前行的同时，中国政府的决策水平和治理能力也同步提升，思想库不断涌现，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科学民主的公共政策体系和机制，为现代人类政治文明做出中国独特的贡献。今天，薛澜从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的职位上退下来，把更多精力放在自己的学术领域和人才培养上，希望能在更大程度上推动中国的政府治理变革和公共决策的科学民主化。

    我的梦想是中国能够有一大批像布鲁金斯学会、罗马俱乐部那样的思想库，在中国的公共政策乃至全球的重大问题上提供深入客观的思考与分析。同时中国也能够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公共政策体系和机制，使得这样的机构有用武之地，从而推动中国公共政策的制定更加科学化和民主化，为现代人类政治文明做出中国独特的贡献。

    这一梦想与我的求学经历、专业方向和工作实践有很大的关系，切身经历让我深刻体会到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意义。

    1982年，我从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毕业留校工作。不久被学校派到上海光机所参加一个国家大型科研项目，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我深刻感受到国家科研机构组织在管理方面存在很多问题，当时正是“软科学”和“科学学”被引进国内的时候，我开始意识到中国最缺的不是科学家和工程师，而是管理人才。后来我读了一些相关著作，对我影响非常大，所以当时就下定决心，一定要改行学管理。

    1985年出国留学，1991年从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获得工程与公共政策博士学位后受聘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乔治华盛顿大学工程管理系及埃略特国际关系学院任助理教授，兼国际科技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科技政策与创新管理方面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同时，也做一些关于中国的科技政策与管理的研究。

    在华盛顿期间，我与美国政府机构、学术研究机构、思想库以及有关企业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也曾担任世界银行、美国商务部、美国国家标准及技术研究院、美国技术转移中心，斯坦福研究所，玻利维亚政府和亚太经合组织技术预测中心等政府或研究机构的咨询顾问。这些经历和实践让我对美国政府的运作管理和重大决策的做出有了深入的了解，对我日后回国工作有很大的帮助和借鉴意义。其中让我印象十分深刻的就是各种思想库在美国公共政策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这些机构一般以独立的非政府机构形式存在，有自己独特的专长和研究领域，与学术界和政府部门保持密切的联系。这些机构是美国公共政策体系中最为活跃的成分之一。

    1995年暑假我申请到一个福特基金会的项目，资助我短期回国讲学和做研究。在此期间，我感受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变化和对公共政策研究及教育的需求，很希望能把自己在国外的所学带回来报效国家。我也了解到清华大学要成立一个政策研究机构，与他们接触后，校领导希望我能回国，参与这个机构的建设。

    1996年3月26日，清华大学21世纪发展研究院正式成立，我特地从美国赶回来参加成立大会，在大会上做的报告的题目就是“美国的思想库及其对中国的借鉴。”1996年6月我正式回国，进入21世纪发展研究院，从事科技与教育政策等宏观政策的研究。回来后，我们就给清华大学打报告，要求在清华大学开设MPA，并成立独立的公共管理学院。清华大学领导很重视，1998年，学校决定先建立公共管理系，让我和另外几个老师一起来运作。几经努力，1999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通过设立MPA的申请，中国开始可以有自己的MPA学位了。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中国已经有100所高等教育机构可以提供MPA教育。

    这些年，我们努力加强MPA学科建设，吸引海内外优秀学者参加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并主持或参与了很多中国公共政策的研究或咨询项目。在工作期间，我广泛接触了中国各级政府决策部门，对中国的行政文化和决策体系有了深入了解，亲身感受到了中国公共政策体系和机制所经历的巨大变革。应该说，中国政府变革的步伐在不断加快，传统的行政手段和计划手段正在逐步破除，公共政策过程变得更加开放更加民主。但同时面临的挑战也是巨大的。

    在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每天都有大量的公共政策出台，而这些都会直接或间接关系到公众的现实利益，更会影响到国家的长远利益。所以公共政策越来越引起社会各个方面的关注，也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利益集团和利益诉求方，希望通过各种方式来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出台。在这一过程中，一些利益集团左右政策的能力越来越强，而媒体在政策过程中的作用也愈加明显。由于我们还没有完全形成一套科学、民主的公共政策的体系和机制，公平、公正和公开的原则还没有充分体现，很难以保证所有利益相关方的声音都能充分表达并通过有效的渠道传递到决策者，一些弱势或远离政策渠道的群体的利益往往被忽略和受到侵犯，一些客观公正但与社会情绪不同的理性分析往往也被淹没在哗众取宠的杂音之中。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下，如何对我们的公共政策体系和决策机制进行相应的调整与改革就更加困难了。但我个人认为在现行的政策体制框架下，改革的空间还是很大的。

    首先我们政府内部的政策研究体系应该大大加强。从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的角度看，大家谈的比较多的是从全能政府转变成为有限政府。但我感觉另外一个需要重视的就是如何从“行动”政府转变到“思考”政府。现在虽然政府的政策职能需求非常强，但缺乏相应的体制机制与之配套。我们的政府特别习惯于冲在前面推动各个方面的工作，各级政府官员整天也都非常忙，充分体现了“行动”政府的特点。但是随着市场经济逐步完善，社会管理机制的健全，我们已经不需要政府凡事都冲在前面。我们更多地需要政府去“思考”，在制定政策协调利益方面动脑筋下功夫，从而实现经济社会的和谐有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