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资委春节前发布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的实施意见》，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法规。

    事实上，自1984年马胜利在石家庄造纸厂首创“承包”及“砸三铁”以来，企业改制已经今非昔比，一是所涉及企业的资产规模越来越大，二是这些企业的资源越来越稀缺，三是改制的目标已经越来越接近企业经营的本质。这一本质，其实并非“产权”，也非“物权”，而是人权，也就是“经营权”。

    此前很多年来，对于企业，无论规模是大是小，无论民营还是国有，坚持产权至上的人们认为，只有资方的权利是必须捍卫的底线。由此就引申出，相关企业的价值就必然是可以通过改革“重新构造”出来的一种附加值。相关著述，汗牛充栋，我也看了很多，但我发现，其实很多著述者，不算脱离实际，也算信口开河。对于企业，他们了解的并不很多。

    自西方工业革命以后，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初，高效率大型机器设备的广泛应用必然导致规模扩大，而规模扩大可以带来单位产品的成本大幅度降低。因此，在看重经营成本的测算以后，总会有些人以为企业的规模越大越经济。但事实是：随着规模的扩大，边际效益是“恒降”的，因此出现“有规模但不经济”的企业界“恐龙现象”。

    对此，最合情理的经济解释，是由于道德因素的制约——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内部结构的复杂性增强，这种复杂性同样是损耗能量以及资源的，这些损耗使“规模扩大”所带来的好处相互抵消，所以“有规模”也可能“不经济”。由此带来的“代理人”的问题，成为规模化所派生出来的一道“硬伤”。

     与“代理人”同样，我们必须重视的另一个概念，就是此前我在本专栏曾经为读者们介绍过的“傻钱”。

    说到底，“傻钱”对于的企业意义，非同小可，因为它是特指那些“不经济”的钱。我们必须承认，“企业不经济”的实质，不仅仅是由于企业里国有投资或私人投资的泛社会化，也不仅是代理人对于国有企业背后的国有债权的私有化。说穿了，如果把企业的规模与发展目标，建立在“傻钱”必须“受损”的基础之上，那么，这一改革势必无以为继。

    重要的问题在于，“傻钱”是真“傻”的吗？这个疑问，自古就有：“天地物产，只有此数。一人华服，必有数人受其寒者；一人鼎食，必有数人受其饥者；一人作淫巧，必有数人倾其产者。”(《曾国藩家书》)
多少年来，我们都在找寻重新认识并且分析企业的学术工具，我们努力寻求的是一种新的管理与发展对策，以期更好地说明：企业是什么？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企业如何保持其持续的竞争优势？

    最终，人们把落脚点归于“女佣”与“雇主”，以期可以从企业“内在成长”的角度分析企业，最终希望对上述问题给出一个大体上的回答。对于“女佣”的职业内涵，人们的认识也逐渐开始深入。

    事实上，现代企业就是“自由人权”的载体。女佣并非只意味工作与职业，如果没有其他内涵，只具有职业性的简单特征，那只是传统的企业理论。现代企业中的女佣，并非“职业”的代言人，而是定位于社会化的“资本”的代言人。在一个企业的内部，“她们”本是其沟通外部投资者与内部企业利益的代言人，亦既“傻钱”的代言人。

    在传统经营的概念之中，从不把“女佣”作为某种企业利益的动力来源，只是作为获取“傻钱”的一个动力工具。女佣们不能染指企业的资源，而且为此建立起无数法律强制，以及无数的游戏规则。

    就我个人的观点，现代女佣，是能令“傻钱”实现增值的充分且必要的条件。当然，她们已经不是“为雇主个人服务的人”，而是一些“能够获取稀缺资源和贯彻组织架构”的人。这已经与传统意义上的女佣完全不同。但与此同时，由于女佣个人素质的提升，她们有可能为雇主服务，也有可能一脚就把雇主从他们自己的家中踹出去。

    很显然，今天的企业，如果不涉及制度内在的构造，已经越来越表现出“女佣当家”的某种特征。企业改制所面对的挑战，也不同于上个世纪，在这个过程中，对于女佣的“约束机制”的严重缺失，必须被重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