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拉德福德·德隆(J.Bradford Delong)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经济学教授，前美国助理财政部长，本刊专栏作家
有关社会保险问题辩论的最为奇怪的观点之一令世界最为富裕的国家莫衷一是。这一观点认为，由政府资助的、固定金额的养老金体制（例如美国的社会保险体系）过时了。这些观点认为，对经济大萧条和二战后年代的工业化经济体而言，这些养老金体制是不错的，但在当今高科技、网络化以及后工业化社会中，他们已经落伍了。
这些观点的鼓吹者提出一个不同的模式。正如当今企业非常愿意通过分摊雇员们的私人账户而支持工人们的养老金一样，如今的政府应当为雇员们的私人账户提供分摊金，或者应当如此要求。这些账户的价值将会随着市场的变化而起伏，而不是依赖于金额确定的、保证在退休时提供固定实际收入的养老金体制。
这一观点很奇怪，因为它把形势的经济学向后逆转。在大多数公司愿意为员工提供长期的、确定金额的退休养老金之时，政府建立一个平行的、确定金额的体制并且要求工人们参加确实没有什么优势。政府要求员工们参加全国性的社会保险体系的主要益处是累积于那些应该重视养老金但还没有搞清楚他们究竟偏好哪个的工人们，而且更大的益处是对那些相对贫困的工人而言的，他们缺乏讨价还价的力量来使得老板们提供他们的确想要、而且需要的养老金。
但是，如今并没有很多公司愿意提供长期的、固定金额的养老金计划。一个原因是，与二战后的几十年相比，各公司更为清楚其自身的长期脆弱性。甚至连以稳定自豪的美国IBM公司也不想承担提供固定金额计划的风险。
以往公司之所以愿意提供固定金额的养老金，是因为他们看重两点。首先，一旦从公司辞职往往意味着养老金要打折扣，因为会增加员工的忠诚度。第二，会计部门对养老储备金的回报有着乐观的估计，加之大公司风险承受能力较大，使得公司们向投资者汇报时可以展示一个明亮的财务状况。
但今天，风险被认为更为庞大，而利益则较少。结果，越来越少的雇主提供固定金额的养老金了。
固定金额养老金制度的衰减如今已席卷全球各主要富裕经济体，这显然是一件坏事。因为资产价格构成表明，中年员工们极为重视固定金额的养老金。从历史上说，像政府或者投资级别的债券等那样的低风险资产，以及类似股票和房地产等那样的高风险资产之间的预期回报率差异非常高。正如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巴罗和蒙德布罗特等数学家所主张的那样，在某种程度上，这可能是由于高风险投资实际上要远比理论所表明的更具风险。
依我来看，这至少是由于对1930年和2000年的成功记忆占据了投资者头脑中过大的位置。当时，股票业绩极差，工人们以及其他资产拥有者非常看重的是安全、稳妥以及可预测性。所以，固定金额养老金计划非常有价值。但在当今世界，只有各国政府才有实力这样做，并且可保证当工人退休时，养老金资产会安然无恙。我是一个社会民主派人士，我相信，如果说公民极为重视某一种经济服务或者利益而且只有各国政府才能够提供的话，那么，政府就应责无旁贷地予以提供。
我们经济学家知道，政府的基本职能是提供真正的公共利益，例如国防、公共安全、司法以及向公民提供激励以制衡市场机制失灵的影响。超越这些职能，就会产生很多缺点。如果私有市场机制具有两只手的灵活性，那么，政府官僚最多只有两个拇指。但是，从数以千万计的就业者中征收工资税并开具数以千万计张的养老金支票，是政府所可以做得好的例行公事以及半自动化的任务。私有企业从固定金额养老金计划中退出，政府在我们这个后工业化网络时代社会从事这件事要比过去更为重要和有价值。（翻译/赵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