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国金融改革以来，已有交通银行与中国建设银行成功登陆海外证券市场。交行IPO价格是2.5港元，现价4.00港元；建行IPO价格2.35港元，现价2.91港元。对此，很多业内人士通过比较，认为交行与建行“贱卖了”。他们说得非常有道理，但事实上，如果我们参考同期的黄金价格波动区间，可以发现，交行与建行当前的股价波动，尚在合理的价格区间之内——问题不是出在股票二级市场，而是出在一级市场，也就是交行与建行的战略投资者参股价格相对更低一些。

    事实上，对于金融企业来说，首募股票“贱卖”，一般来说是必需的——国有银行要改制，就要引入战略机构，就要转让股份，卖给谁，卖多少钱，“水”深得很。

    我个人的意见，真正优秀的企业上市募资，所关注的并非初始价格，而是募资完成以后募到了多少真金白银，亦即“傻钱”。

    说穿了：每一个企业，都面临同样的难题，在这方面，我们可以找到很多案例。

    为了找寻令人尊敬的“傻钱”，为了吸引令人尊敬的“傻钱”，我们不但要考虑“傻钱们”想要什么，还要考虑“傻钱们”想呆多久——由于“傻钱天然稀缺”，所以必须给其以最大的优惠。

    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内欲外王”，至少在对待“傻钱”方面，这话是对的。

    如果有人问我，市场上真的存在“傻钱”吗？这不是与经济学的基本假定构成悖论了吗？是的，其实问题正在这里。

    首先，“傻钱”不仅仅代表狭隘意义上的货币，而且凝聚资源，即社会最重要的政治以及国家行政资源之一；

    其次，“傻钱”就是永远不需要归还的钱，它是“直接融资”的最高境界。一个“傻钱”现在已经非常稀缺、将来也非常稀缺的市场，根本不是市场，而是伪市场； 

    第三，“傻钱”必须存在。如果市场上没有足够的“傻钱”，那么市场本身，就会充当“傻钱”而发挥“傻钱”的作用，否则，这个“市场”就会死去。

    回看中国历史，远的不说，从康熙末年到雍正执政初的短短10年时间，国家财政收入之所以从1000万两白银增加至5000万两，一是因为国家强盛，政治清明，但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康熙一朝，可以把所有的“傻钱”都并入囊中——这是清代“康雍乾盛世”的根本。但是此后，清未后宫与权臣之间的“博傻”，导致近现代中国的不断衰落。

    比如在最近，合肥重建了李鸿章故居。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争议人物。以我们今天的视角，看看李鸿章先生在他那个时代的所作所为，就可以明白，当时在“李氏”与“两宫”之间的博傻，其激烈程度，最终断送了整个国家。

    在中日甲午战争以前，当时的北洋水师，甚至半个南部中国，已经成为李氏一族的“私产”，李氏权倾四海，无分朝野上下，无分军令政令，无分商务海关，均仅仅听命于李氏一人。当时内廷八大军机，有两个姓李；外廷八大总督，有三个姓李；而且，此人还把自家的画像印在了大清官方银行所发行的货币上。以李的所作所为，以及他此后“挟洋迫改”的权臣手段，导致清廷“宁与友邦，不与家奴”，希望借此能够遏制李氏的势力扩张。

    有人说：甲午海战失败的直接原因是清廷不给北洋水师增船加炮，但果真如此吗？清廷凭什么不给北洋水师增添舰船？是没有钱吗？肯定不是。整个海军军费才有几多？还不到国家财政储备的3%，当时仅江苏一地的年税收入即可以建立一只新的北洋海军。

    所以，北洋水师战败的真正原因，是清廷虽然有“钱”，但却没有“傻钱”——中国的海军败给了日本的海军，中国的“傻钱”败给了日本的“傻钱”，结果丧权辱国，这才是北洋海军黄海败绩的本质。
国家强盛，每个国人都应当尽自己的本分；金融改革，有关方面也要尽职尽责，这样才能找来“傻钱”，这些话说出来很不受听，但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黄金法则。

    对于国家，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虽然很多，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洼地效应”，以至于全世界的“热钱”蜂拥而入，挡都挡不住。但是，为什么它们不能成为“傻钱”，为什么它们不愿进入中国股市？这就要问一问镜子里面的那个人，这人可以是你，也可以是我。

    此外，一个更为紧迫的话题是，我们如何才能避免“严重贱卖”金融资产。换句话说，就是我们怎样才能在银行上市的过程中，多找一些“令人尊敬的傻钱”？

    其实办法是有的。比如对国有商业银行的海外上市，仍然需要渐进，步子小一点，采取“少量多次法”。
在工程学中，置换效率最高的方法是“分步萃取”；在生活中，我们洗衣机的漂洗程序也是这样设计的。“少量多次法”在资本市场也很有效，“分批上市”，利大于弊。　　

    最后我还要多说一句：寻找“傻钱”的能力，是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指标。能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行业，找到合适额度的“傻钱”，才是金融改革的理论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