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电信业发展迅猛，有线、无线、互联网、有线电视等互相渗透、互相争夺，形成大竞争、大融合之势，影响无所不至。

    电信，就其定义来看，指的是通过一定的技术系统在远距离范围内方便快捷地传递信息。无数的事实都证明，电信技术使得人类重写自己的时空观，在分散的地理状态下也能开展个人交往、商业会谈以及其他多种多样的信息交流。

    所以，电信的本质就是国际化的，1865年成立的国际电信联盟（ITU，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成为今天仍在运转的最古老的国际组织，并不是偶然的。电信网从一开始就带有跨越地域的性质，这使得电信业成为国际化程度最高的行业之一。从根本上说，有四大力量在推动着电信的国际化：

● 技术的驱动。从历史上看，无线技术和有线技术是同时开发出来的，但有线通信后来占据了上风。近年来，由于数字技术和卫星技术的突飞猛进，无线手段开始显示强劲的增长势头。同步卫星和低轨卫星有力地促进了全球电信的发展，而互联网的出现，使加拿大人麦克卢汉所说的“地球村”成为活生生的现实。

● 全球市场的压力。电信业推动了全球贸易的增长，使贸易的量与质都有了飞速的提升。今天，在全球市场的激烈竞争中，良好的通信成为最基本的条件。无论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都在积极利用信息技术提高生产率和获取利润。

● 传统疆域的打破。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走上市场经济之路，世界贸易体系对各国电信业的开放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例如，开放电信业曾经是中国加入WTO过程中重要的谈判内容。中国目前正按照承诺逐步开放电信市场，但市场的开放是相互的，WTO成员国的电信市场也已经对中国开放。

● 电信管制的放松。电信市场的开放和电信管制的放松是分不开的。世界许多国家都在放松管制，打破垄断，以利自由竞争。在此情况下，无线与有线、话音与数据、本地与长途通信等相互独立的传统结构已经崩溃，电信业正经历着有史以来最为剧烈的重组。

    可以说，电信业的增长是由四个引擎驱动的：技术，市场，政治意志和法律管制。在弗朗西丝·凯恩克罗斯（Frances Cairncross）1995年9月为《经济学家》杂志所作的关于电信业的调查中，她详尽分析了高带宽、低成本和轻管制的全球性通信网络对一系列领域的影响，举凡地区经济发展、税收、教育、商业结构、金融市场、城市的未来命运等等，将无不为之改观。 

    凯恩克罗斯首次提出了“距离的消亡”（death of distance）这一命题，即电信业的发展将使得距离作为一个可感知的概念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距离一向是通信成本的一个决定因素，它的消亡也许将成为“今后50年里重塑社会的最重要的经济力量”。

    距离的消亡与个人、组织和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对个人来说，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的工作能力，使得“路上勇士”们可以抛开办公室，在飞机上、旅馆里和客户所在地工作，当然，他们也可以安坐家中处理公司事务。不过，这种变化也是一把双刃剑：知识工作者对工作地点的选择大大拓宽了，但他们也永远无计逃出“虚拟的工作场所”。对组织来说影响也是好坏参半：一方面，组织得以降低管理费用、改善生产力；另一方面，怎样管理高度分散化的工作队伍成为它们面临的新课题。在国家的层面上，一国的产业和主体经济也会因此发生很大的变化，发达国家可能雇佣发展中国家更为便宜的劳动力为自己工作，本国的工人则不得不与外国人抢饭碗；发展中国家发现，置身于全球市场之中可以让自己挣到更多的外汇，但幼稚的产业经济却被先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所掌控。

    虽然对电信技术的依赖，确实会给“距离”的隐喻意义无可避免地带来哲学和社会学上的挑战。但电信媒介在互动性和普及性方面的飞速进展也将不断消解这些负面影响。通过把数字压缩技术、包交换技术和无线通讯技术融为一体，计算机网络现在联结的不再是一台台静止的终端，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

    由此，距离消亡的最重要的后果是，随着过去存在的那些令人望而生畏的壁垒——物理场所的障碍、时区的阻隔、地方和国家的界限逐步解体，人类在历史上第一次获得一个规划、设计和创造真正的世界性社区的机会。这样的社区超越地理界限和社会背景，为人类生活带来诸多崭新的挑战。比如说，如何营造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怎样分离工作与生活？大小城市有没有可能发现重新构造自身的机会？政府、教育机构和医疗机构将发生什么样的改变？国际比特圈需要何种宪法、制度、公共政策和法律？最终，我们都将重新思考一个问题——老舍先生说过，是条狗也要托生在北京城，现在这句话还是决定一个人命运的真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