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生产率的提升，IT有相当大的甚至是变革性的推动作用，但是只有当商业实践、竞争以及制度发生更大的变化并与IT结合后，这种作用才会发生。

    美国经济自1991年3月起持续增长112个月，创造了二次大战后经济史上的奇迹。1996年12 月30 日，美国《商业周刊》率先提出了“新经济”的概念，认为其主要动力是信息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浪潮。但是这一命名招致多种质疑，其根源可以追溯到1987年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提出的生产率悖论（Productivity Paradox）：“到处都可以看到计算机时代，只有生产率统计除外。”在他看来，信息技术革命似乎只是在投入上轰轰烈烈，在产出绩效上并不显著。

    表面上看，1990年代末期生产率的突然提高似乎解决了索洛的悖论，那时，新发表的学术研究成果有力地论证了计算机化与生产率之间的关系。两位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经济学家欧莱纳和西彻尔在2000年2月的报告中指出，计算机在1990年代早期“只做出了相对较小的贡献”，“但这种贡献在1990年代的后5年里突然一下就提升了”。这两位研究人员得出结论:“IT是隐藏在生产率增长之后的关键因素。”

    在2000年3月6日的一次演讲中，一向以谨慎出名的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明确地把“生产率增长的复苏”归因于“信息技术的革命”。他热情洋溢的评论标志着牛市的顶峰和IT支出的增长达到鼎盛时期。只是到了后来，人们才认识到，IT投资在1990年代大部分表面上的“高收益率”最后都没有给企业带来任何形式的回报，有一部分采购的东西竟然连用都没有用过。

    麦肯锡公司对1990年代10年间生产率增长情况的研究发现，收益主要集中在少数几个行业，尤其是计算机及其相关产品的制造业。在1993—2000年间，美国整个生产率增长的36%来自于半导体、计算机集成和电信这三个与IT相关的部门，而它们在美国经济中仅占8%的份额。生产率增长的40%来自于零售、批发和证券经纪业务三个行业，它们占整个美国经济的24%。总的来说，代表了国内生产总值的32%的六个行业占到了生产率增长的76%。其他的行业要么是微利行业，要么就处于实际的下滑阶段。而生产率增长的行业中，尽管IT应用上的创新十分重要，但是“竞争的不断加剧”才是“最关键的催化剂”。

    信息通讯技术革命是否带来美国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的结构性变化，由此成为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2003年5月《哈佛商业评论》发表尼古拉·卡尔的文章，认为IT不再重要（IT doesn’t matter），引发了一场世界范围内关于IT重要性的广泛而激烈的争论。卡尔后来把自己的观点进一步充实完善，出版了《冷眼看IT》一书，指出尽管计算机应用于商业已有50多年历史，然而它对整个商业的影响，尤其是对企业绩效方面的影响，却尚无定论。对他的论点，反对者和支持者各执一词，微软公司首席执行官鲍尔默称卡尔“胡说八道”，《新闻周刊》却载文赞扬卡尔“戳破了某些IT圈内人士不切实际和自私自利的虚伪之词”。

    测定IT对生产率的影响绝非小事。它有助于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对未来的经济形势做出更准确的预测，也对企业怎样投资以及在哪里投资的决策大有裨益；同时，它还有助于推动国家和地区IT基础设施的发展。

    美国商务部自1998年开始发布数字经济年报，实证性地解析新经济的绩效。它论证的基本思路是从促进增长、抑制通货膨胀和增加就业这三个宏观经济目标的角度入手，区别于往年的报告，在2003年的报告中，人们第一次得到了在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各个阶段上新经济的数据检验。索洛曾经提出，只有当经济经受住IT时代的首次衰退，IT对于生产率的持久作用才能明朗。随着经济衰退的结束和经济复苏的到来，对新经济的观测也第一次取得了衰退期和复苏期的数据。美国商务部的报告在以往案例归纳的基础上，一方面认为，在IT上投资的企业比没有IT投资的企业更具生产能力，运营得更好；另一方面又指出，“单纯地购买IT并不必然产生利润，其他投资，例如重组工作流程和对于劳动力的再培训也同样不可或缺”。这和经济学家的意见是一致的。例如，布莱恩·约弗森和希特证明，IT在大幅度提升企业的生产率方面需要花费多年时间，并且，企业的收益不仅取决于技术本身，还取决于相关的企业流程和组织创新。

    看来，实情似乎是：在一些行业，IT有相当大的甚至是变革性的推动作用，但是只有当商业实践、竞争以及制度发生更大的变化并与IT结合后，这种作用才会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