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跨国公司 

    跨国公司通常被认为是推动全球化发展的首要动力，但如今它正悄然地呈现新的形式。不管是对于企业来说，还是对于整个社会而言，这种新形式无疑都会带来新的希望之光。从企业的角度来看，这种新型企业将被人们透彻地理解成“全球性的”，而不再只是“跨国性的”了。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公司一直都在不断演变。20世纪后期的跨国公司同百年前的国际公司之间鲜有相同之处，而这些百年前的国际公司又同 18 世纪的东印度公司大相径庭。而今，全球整合企业是一种新型的企业组织形式，目前虽正处萌发阶段，但却标志着企业演变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在全球化的辩论中，许多人错误地把20世纪跨国公司的形象丝毫不变地硬塞给未来，误以为未来的跨国公司同今天甚至于昨天的跨国公司没什么两样。这种误解不仅在反对全球化的阵营之中经常出现，而且在那些鼓吹自由市场论调的人群中同样也广泛存在。但是，在组织结构、经营方式和企业文化等方面，公司一直都遵循自己固有的根本方式在演变，以顺应全球化和新技术的要求。作为IBM的董事会主席和CEO，我已经在IBM内部和我们客户身上看到了这一点。我相信，假如监管机构、学术界、非政府组织、社区领袖和企业高管人员愿意就未来的全球公司及其对管理新模式、教育、贸易和商业的影响意义做一番深思熟虑，而不是一味地沉湎于过去，他们肯定会受益匪浅。

公司的演变 

    最初，公司是国家的产物。政府特许和支持公司代表国家及其统治者履行特定的责任。19世纪中，英美和其他一些国家把公司转让给公司的所有人，公司的形式发生了一些变化。到19世纪中期，所谓的国际公司开始崛起，这种合股公司颇富开拓创业精神，采用简单的中心辐射型网络进行组织，通常依仗母国的武装力量作为保护，建立和控制着国际贸易通道。在有些行业中，公司利用这些通道进口原材料（钻石、橡胶、茶叶和石油），出口终成产品（巧克力、肥皂、人造黄油和其他消费制成品） 。几乎每个行业都在采用“母国制造+国际分销”的基本结构。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突然爆发和美欧经济的相继崩溃，公司的生命于1914年开始进入第二个阶段，国际公司发现它们以贸易为基石的网络已经不再畅通无阻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贸易保护主义蔓延盛行，导致了关税上扬、外汇管制和其他的贸易壁垒，为适应新的局势，企业开始发生演变，发展成为我们今天所说的跨国公司。跨国公司是一个混血儿。一方面，它要借助发展本土生产来适应贸易壁垒的变化，例如美国通用汽车和福特汽车公司，在欧亚地区建立汽车生产厂，承担某些全球性的任务，比如研发和产品设计。另一方面，虽然在整个20世纪也有可口可乐、索尼随身听等许多公认的全球产品，这些产品能在世界范围内取得成功，说明品牌建设和市场营销变得越来越重要了，但总体而言，公司依然继续地局限于单一民族国家的传统界限内，按市场组织生产。 

    然而，在20世纪的后30年间，整个世界经济开始发生一些重要的变革。第一，随着经济民族主义日趋势微，贸易和投资壁垒回落，贸易和投资流的日渐自由化改变了公司对“什么样的全球化才能行得通”这个问题的各种认识。第二，信息技术领域的革命从1970年代初开始萌动，它不仅明显改善了全球通讯和商业经营的质量，而且还把跨国运营的成本压缩了好几个量级。更重要的是，这场信息技术革命促使全世界的技术和商业经营活动走向标准化，不仅联结和促进了公司内部的工作，而且也联结和促进了公司之间的工作。共用技术和共用业务标准之间的这种结合，全都建立在全球信息技术和通讯设施的基础之上，改变了公司认为可以采用的各种全球化过程。总之，公司对可能发生的和允许出现的事物形成了新的理解，这种新理解让他们把目光关注的焦点由产品移开，深化了企业全球化的进程——即从公司选择做什么转向公司选择如何做，从公司提供什么服务转向公司如何提供这些服务。简单地说，新兴的全球整合企业——或者以全球公司这个名称——就是一种为追求新的目标而改革其战略、管理和经营业务的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整合生产和价值交付。国家边界越来越不能划定企业思想或实践的界限了。

全球整合 

    跨国公司向全球公司的转型，一般涉及两种截然不同的形式。第一种形式主要是公司组织生产场所的变化，第二种形式则涉及到公司产品生产主体的变化。不久以前，公司一般都是在目标市场附近组织生产待销的产品，因此，大多数FDI都把目标瞄准特定的国外市场。而如今，为接触到国外需求的重要源泉，海外投资虽然仍继续进行，但公司却开始改变投资方向，把更多的资金用于改变其对整个全球市场提供服务的有效方式。生产的全球整合不仅压缩生产成本，而且也开辟出新的技能和知识源泉。

    在中印两国，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变化的各种最明显迹象。单是2000—2003年间，外国公司在中国就建立了6万家制造工厂。其中有些工厂是专门为中国本地市场设立的生产基地，而另一些则把全球市场作为目标。欧洲化工巨头、日本汽车鳄鱼和美国工业大亨纷纷在中国建厂，向全世界的出口市场提供商品。同样地，银行、保险公司、专业服务公司和信息技术公司也都一窝蜂地齐集印度，开设研发和呼叫中心，向散布在全世界的员工、客户和生产提供支持。 

    但这些变化远非只是局限在中印两国。美国放射线工作者把X射线图片传到澳大利亚请求解读，加拿大新斯科舍省的客户服务中心接待美国购物者的担保查询，菲律宾马尼拉市的采购中心则为全球的大大小小公司代理企业的采购决策，都柏林的后端办公室则为全球的投资银行代办金融衍生物交易业务。欧洲生物技术与制药公司，如罗氏、勃林格殷格翰和艾本德，全都在美国建设支持全球的制造和研发中心。芯片生产商和芯片制造设备公司，如韩国三星、英飞凌和东京电子公司，都在利用美国工程技术人员和专业技术来提升自己的制造能力。企业采用共用的业务和技术标准，就可以同真正全球化的生产体系接轨，各地都正通过采用共用的标准来推动经济活动转而向外发展。随着共有的业务经营惯例广泛传播，再加上共同的业务活动联络方式，公司就能够把越来越多的企业内部工作(从发票办理和员工福利管理等后端的配套支持工作再到研发、销售和客户支持)转包给外部专业机构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