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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政治


作者:吴金勇 刘婷   浏览次数:    更新日期:2007-6-12 14:13:48   字号设置:[ ]


    全球化最古老的形式是从环境的全球化开始的。在今天的大气中,仍然留存着几百年前工业革命时期的二氧化碳。1988年,当美国航空航天局的科学家詹姆斯·汉森告诉国会,人类的行为正在使地球变暖时,全世界同感愕然。

    面对这个具有强大外溢效应和市场失灵特征的大气世界,人们用了20年时间试图学会在一个越来越热的世界里相互依存。但这显然并不容易,气候变化,已经从一个科学问题演变为了政治问题。

    正如提出了软权力概念的原美国国防部部长助理约瑟夫·奈所说:“理解世界政治的变迁,我们必须思考如何在相互依存中获得权力源泉。”在最初的好奇和怀疑平静之后,关于气候变化的问题本质必然地出现裂痕,人们也被分成多个阵营,有些人甚至被称为“坏家伙”。

    正如能源危机中诞生了石油权力的掌控者,气候危机中,对于生态权力的争夺正愈演愈烈。谈判桌的四周挤满了无休止的讨价还价者。然而,气候变化是一个带有高度“拖延惩罚”的问题:年复一年的拖延,惩罚也就变得越来越大。在这个“地球村问题”上,作为世界工厂和世界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的中国也在承受空前的压力。

最激烈的争吵

    5月4日,欧洲正在遭受提前入夏带来的阵阵热浪,远在万里之外的泰国曼谷似乎还和往常一样,阳光明媚,温度宜人。市中心一幢三层的会议中心里,来自世界120多个国家的400多位科学家和官员正关着门吵得不可开交。

    “‘证据’(evidence)这个词意味着100%的肯定,尤其是在其他语言中,所以我们建议将这一表述术语换成另外一个词。”中国代表团的发言人用略带中国口音的英文说到。话音刚落,德国的一位代表激动地说:“不能换,证据就是证据,本来这个证据就有科学依据。”一位印度的代表马上接过话茬说:“我觉得中国代表团的意见很有道理,虽然我们有科学依据,但的确不是100%,况且‘证据’这个词在各国语言中可信度的百分比也不一样。”

    紧接着,来自沙特、南非等国家的代表都表示了对中国和印度观点的赞同,而德国人得到了澳大利亚和法国代表的支持。最后委员会达成的妥协是,添加一个脚注,给出英文词典中“证据”一词的定义,并在最后的术语表中对“证据”做出解释……

    这是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第三工作组讨论“决策者摘要评估报告”的现场。IPCC是一个气候变化科学评估机构,由联合国环境开发署(UNEP)和世界气象组织(WMO)在1988年建立。迄今为止,IPCC已组织撰写了三次研究报告,并分别于1990年、1995年和2001年发布。但显然,在《京都议定书》通过10周年和京都议定书下第二承诺期谈判启动之际,这第四份报告空前重要,又空前艰难。

    偷偷溜进会议现场的《纽约时报》记者安德鲁·里夫金在通过即时通讯工具发给同事的报道中说:“乍一听,双方争论的话题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证据’一词如何定义应该跟词汇学有关吧,但是就这个词,大家足足争论了一个多小时。”

    但对于各国代表们来说,这类逐字逐句的抠字眼已然是家常便饭。“证据”一词的定义会直接影响报告结论的可信程度,从而直接影响各国将愿意为解决此问题所付出的代价。

    参加谈判的中国科技部全球环境办公室副主任吕学都告诉《商务周刊》,这次IPCC在谈判批准三个工作组报告的过程中,都出现了非常激烈的谈判“对决”场面,而且主要是在欧盟成员国与中国之间展开。比如第一工作组报告中到底该定性“气候变化可能是人类活动造成的”,还是应该定性为“气候变化非常可能是人类活动造成的”,第二工作组的报告到底该定性“有高的可信度可以认为气候变化已经对自然和人类生态系统造成了严重影响”,还是该定性为“有非常高的可信度可以认为气候变化已经对自然和人类生态系统造成了严重影响”,都是英文加或不加“very”一个单词的差别,中国加上77国集团的代表与欧盟国家争得面红耳赤。

    “有一次翻来覆去吵得乏极了,他们(77国集团的代表)都离开了会议室。”吕学都说,“只剩下我对着几十个欧盟国家代表说NO。” 

    随着三个工作组涵盖的面越来越广,这种争吵也越来越激烈。此次在曼谷举行的第三工作组《气候变化2007:减缓气候变化》的决策者摘要谈判本来应该在5月3日结束,但谈判一直持续到4号凌晨4点多才结束。

    “激烈争吵”的背后,是事关各国政治经济利益的争夺,更为直接的表现在后京都协议谈判各方减排承诺和未来碳交易的发展路径上。

IPCC的政治经济化

    从人们关注温室气体的那一天起,IPPC的报告就被人们认为是最权威的。

    1988年,为让各国政府在制订环境政策时有据可循,IPCC作为国际气候变化谈判的科学咨询机构应运而生,负责收集、整理和汇总世界各国在气候变化领域的研究工作和成果,提出科学评价和政策建议。这时的IPCC更像一个科学机构。

    第一次和第二次的《气候变化评估报告》,对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1997年《京都议定书》的谈判和签署产生了重要影响。2001 年7月的第三次报告,则为《京都议定书》的生效与如何具体执行提供了科学支撑。

    根据规则,IPCC各工作组专家的评估报告从初稿到定稿,要经过三次政府和专家评审。所谓政府评审,是由政府组织专家,以各国政府的名义向写作组提交意见;专家评审则是以专家个人名义对报告提出评审意见。正是通过这一渠道,各国政府、非政府组织、利益集团以及各学术流派根据各自利益,要求修正、增加或删除有关观点和内容。

    吕学都介绍说,虽然参加编写报告的科学家来自世界各国,“但目前发布的IPCC评估报告,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欧盟的政治立场和观点,报告所选用的科学文献和科学观点也大部分都源自欧盟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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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来源:本站原创    网站编辑:Jim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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