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旧事

    7月30日晚，中央电视台6套正在播放《大转折——挺进大别山》。画面上，一位中央首长的警卫连长因为白拿了当地群众一匹布，正在接受公审，接下来是枪毙。“我们要重申江湾三条，抢民财者死刑……”邓小平在公审大会上说。

    这时，记者的房门被推开。靖边县的三位农民，任光明、渠斌文和王爱科的老婆武国俊涌了进来。寒暄之后坐下，电视画面上正好出现了抢民财者被处决、群众热烈拥护的场景。“60多年前，我们陕北是革命根据地，那时毛泽东和党中央在这，倡导的就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可现在……”说到这里，任光明的眼眶有些湿润了。

    2003年至2005年，陕北发生地方政府强收油井事件，涉及陕北当地上千名投资人,他们中绝大多数是农民。
事件的起因得从陕西延长油田的产生说起。陕北石油开采的历史是中国最早的，1907年这里打出了中国第一口油井，但从清政府、民国政府到解放以后的开采都不理想。一位地质学家这样形容说：陕北油藏是蜂窝状的，好比一块摔得粉碎的玻璃，井井见油，井井不流。资源分散，投入大，产量却很低，导致开采风险大而出现亏损，1958年，原石油部把延长油矿局下放给陕西省政府管理。

    1994年4月13日，国家为了进一步支持革命老区，由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与陕西省政府签订了一份石油开采协议（“4·13协议”）。该协议规定，从中石油长庆油田分割出来1080平方公里的矿区给地方，并允许延安和榆林的各县参与开发。不久，各县由于缺乏资金，开始招商引资。由此，大批外省的私人资本和当地的农民开始投资油井。

    1999年开始，靖边镇小河乡农民任光明自己集资38万元，又在民间借贷20万元，买下了第一口油井，日产量达到1.6吨。2001年，他又买了4口井，总计投资480万元，其中大部分资金为民间借贷。这五口井的日产量总计约6吨。如果任光明继续经营的话，按目前每吨3000多元的原油价格，任光明不仅早还上了贷款，还会成为一名日收入2万元的千万富翁。

    但很快，资源价格的飞涨将鸡肋变成了香饽饽。2000年，油价的上升使延安地区产油量也空前扩大。此时，作为央企的中石油、作为地方国企的延长油田和私人投资者的油田争夺战也由此展开。

    2003—2005年，陕西省、榆林市及靖边县等地方政府开始整顿省内石油开发秩序，将私人投资的油井回收到各县钻采公司，然后各钻采公司再整合到陕西省延长集团。靖边县私人投资的1800多口油井也被收编至靖边县钻采公司。

    2003年，在任光明还没来得及赚回本钱时，政府开始强行收回油井的“三权”，即所有权、经营权和收益权。当年8月2日，由于任光明拒绝在收回三权协议书上签字，并多次上访，被当地公安机关拘捕。8月10日，带着沉重的手铐和脚镣的任光明，被强行在别人已经签好他名字的协议上按了手印。

    “那一刻，我觉得我就是杨白劳。”任光明说。

    2003年底，靖边县的1800多口井的三权收回协议书上基本都签了名，按了手印，至今只有一口井除外——小河乡318号井。这口井主人叫渠斌文。

     从进屋之后，渠斌文一直在上下打量记者，然后才慢慢从怀里小心拿出了一份只有甲方靖边石油钻采公司的红章而没有乙方名字和手印的协议书。

    “我们这口井是1999年买的。我们6个股东共投入了115万元，可政府是按干井给的价，只给补偿4.5万元。”渠斌文说。

    “政府让我在上面签字，我说我得考虑一下，然后我就跑了。他们四处抓捕，我跑得快，在神木躲了三个月。”渠斌文说，“后来尽管我没有签字，但这个318号井也被政府收了。强行兑付，他们把钱放到公证处，投资者爱领不领。” 渠斌文说他到现在也没去领兑付的钱，这个残缺的合同原件他一直保留着。

    为了证明政府给自己的赔偿多么不合理，8月1日，渠斌文、任光明、武国俊带《商务周刊》记者一起去了小河乡和青阳岔镇实地察看。

    8月的陕北，天气仍是凉爽，而且显得阴晴不定。从靖边县小河乡到青阳岔镇沿途的黄土高坡上，随处可见橘红色的抽油机在上下起伏运动。

    这些油井绝大部分还是几年前私人投资者们投资经营的，只是现在的抽油机上都印着“靖边采油厂”的字样。

    任光明的家就在小河乡，几间砖房早已荒芜，院子里长着两尺高野草。4年来，为了躲债主上门，任光明全家搬走，基本处于居无定所状态。

    渠斌文的318号油井正在工作着。他熟悉地攀到油罐上，抬起油管。黑黑的石油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据那里的看井人说，这个井20天左右流满一罐，一罐是21立方米，约18吨左右。按附近炼油厂收购价一吨原油3400元计算，这个油井一个月的毛收入是9万多元。“这哪里是干井？政府却按干井计算，只兑付4.5万元。”渠无奈地笑着，“事实上，不算石油，只打这油井，我就花了120万元，还有这个抽油机是6万多元。” 

    到了青阳岔已经是下午，在午后强烈阳光照射下，武国俊领着记者上了青阳岔山坡上的毛泽东故居。1947年，国民党将领胡宗南进攻延安，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曾两次在这排窑洞里居住。

    “整整60年了，当年这4间房子和院子就是我丈夫王爱科的爷爷借给党中央的，此后一直以伟人故居形式保留着。”武说，“当年我们也不是为了图报答，但也没想到政府会这么对待我们。”武的丈夫王爱科和附近的村民，一共42个农民股东，合伙凑了400万元，经过政府批准打了几口油井。还没赚钱，就被强行收回了。

    从政府强行收井至今4年过去了，惊心动魄的日子也远去了。“现在我们是通过两个方式来争取我们的权益，一是通过律师走法律途径；二是继续信访。”渠斌文对《商务周刊》说，从2006年起，他们已经放弃索要“三权”，“只是想政府能给一个合理的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