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许多人在谈论中国经验或者奇迹之类。中国式的变革总是比较难以分析的，因为中国式思维总是强调随机应变、因地制宜、出奇制胜，原则性不强，因此总有一种无法概括的复杂性，难怪人们爱说“挂一漏万”。我也肯定挂一漏万了。不过我可能不太同意夸大当前危机的某些表述，好像过去的问题没有现在严重。

    事实上，改革前的问题当然严重得多。当时全国整体的贫困已经到了无论是国家还是人民都难以忍受的地步。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关于1972年中国的纪录片《中国》虽然是我很熟悉的景象，但现在看来还是很感慨，而安东尼奥尼是左派，拍的都还是当时相对比较露脸的景象。

    有人会说，改革前的社会风气好，道德高。虽然在某种意义上是事实，但并不意味着那时社会更好，而是因为那时整体过于贫困，如老子所说，“无可争，所以不争”。物质过于贫困会使理想破灭，没有什么精神能够拯救饥饿的肉体。穷怕了，饿坏了，这是中国改革获得如此迅速成功的一个重要动力，它使人们在获得发展的机会时爆发出难以置信的能量。

    尤其是，中国改革的独特成功恐怕与中国式的“群众运动”这一中国现代新传统有关。中国式群众运动源于毛泽东的农民革命运动以及人民战争观念。毛泽东以实践证明，人民一旦被动员起来，其力量无穷而且战无不胜，因此人民成为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邓小平把人们想疯了的财富定义为人民的合法追求目标，政府给政策、给条件、给机会，于是财富以及财富所能够实现的“幸福生活”（其实是奢华生活）变成了近在眼前的甘泉，而不再是远在天边的海市蜃楼。先行者的成功是最好的鼓舞，人们只模仿成功者，无数人立即模仿，最终形成改革的洪流，就像当年的革命洪流一样势不可挡，温州人的成功可以看作是中国成功的一个缩影。

   “富起来”成为时代的最强音，成了人们最主要的生活方式（假如不说是唯一的话），就像革命曾经定义了整个生活。由财富所引导的新群众运动是中国改革成功的最有力原因。群众运动所以总是成功的，是在于国家、政府和人民碰巧有着一致的理想和意志，因而能量无穷。不过群众运动的成果不见得使群众普遍受惠，当许多人并没有从革命中受益，革命就被怀疑了；当许多人没有从财富运动中受益，矛盾也就出现了。

    改革成功会带来新的问题，所谓大有大的难处。馅饼当然越大越好，人人不同程度地受益，但问题在于，帕累托改进对于经济学也许够了，但对于社会学、心理学和政治学就不够了。馅饼大了，人人都多得了一些，可是部分人多得了太多，完全不成比例，社会怨恨就无法避免。人们想要的不仅仅是“经济学馅饼”，而且更想要“心理学馅饼”，可能还想要“政治学馅饼”，如此等等。总之，人们想要的馅饼不止一张。

    人们最怨恨的是“不公”而非“不均”。在私有制条件下，贫富悬殊虽然不是值得鼓励的，但也是正常和常见的，所造成的社会怨恨并不深刻。就中国的情况而言，人们不仅想要富起来，而且想要比别人更富，因为在这个特殊时期，富裕不仅意味着物质生活，同时也是一种精神生活，是一种时尚，“比别人更富”意味着各种方面的成功，远远不仅是物质的成功。因此，人民中有许多人其实喜欢贫富悬殊，假如他们能够成为富人的话。

    尽管许多人批评贫富悬殊，但更多的人真正怨恨的可能是分配不公。官僚与资本的共谋导致了不公平竞争，使财富与勤劳、智慧这些传统美德关系不大，而更多来自权力和剥削，这才是“贫富问题”的要害。扶贫是重要的政治和道德努力，但恐怕不是解决贫富问题的根本答案，如果不能在制度上正确规定权力与财富的关系，就难以解决贫富问题。

    引导中国改革成功的“新群众运动”，发展到了瓜分成果的时候就终结了，运动是人人的，成果不可能是人人的。当社会的改革动力有了疑问，出现了政治危机，就需要新的解决方式。一种是创造一个新目标和新的群众运动，例如，毛泽东天才地发现在政治革命之后还需要“继续革命”以重新唤起社会动力，他创造了“文化大革命”。不过事实证明，“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失败的革命，其原因之一在于，否定传统之后人们发现并没有得到什么，仅仅是失去了什么。文化成就是需要长期积累的，不可能一蹴而就，所以文化总是表现为传统。柏克当年批评法国大革命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法国大革命对传统的过分摧毁。邓小平为新群众运动找到了合适的目标，所以成功了。问题是，人们会想，下一步呢？什么是我们接下来感兴趣的事情？什么是我们的新目标？按照流行语，人们想要“深化改革”，这太含糊，问题是具体的理想和诱惑。

    社会的目标和理想是需要被创造的，绝非本来就有的。这是现代与古代的一个区别。古代社会的标准是“周礼”、“大同”这样的传统，传统定义了目标和理想，不需要改变，人们根据传统就知道想要什么。而现代性则是反传统，因此不断需要创造所谓“更新更好”的东西，否则就很失败，这是一种人人很累的压力。在现代没有人真正知道想要什么，人们不断欺骗自己说生活还需要更多东西，不断进行各种革命，主要还不是政治革命，而是文化革命，各种被制造出来的群体要求各种莫名其妙的权利，人们要求的各种权利已经超出世界的支付能力和社会的承受能力。

    解决政治问题的另一个方式是建立民主制度。民主不是一个理想，而仅仅是一种社会-政治手段，因为民主既不能定义什么是好的，也不能保证好的东西。但无论如何，民主是一种高明的政治手段。与由天才领导的群众运动不同，民主能够合法地（尽管未必合理）解决在意见分歧、众口难调条件下的公共选择特别是政治选择问题。不管民主选择的结果是好的坏的，都是人民自己的选择，人民自己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承担政治责任，所以是“合法的”，即使集体犯傻也是“合法的”。

    至于民主是否能够实现人民当家，就比较可疑了。从欧美经验来看，资本巨子、政客和豪强总有实力和成功的谋略去支配国家和民主。从政治风险上看，民主制度能够有效地排除革命的危险，但却增大了国家分裂的危险。各种制度各有长短，因此制度改革需要根据严肃的学理分析，事实上，人们目前所理解的“自由”、“民主”、“人权”之类的概念，远没有达到可能的最优理解，仍然有着很大的创新发展的余地。如果把西方目前定义的自由、民主和人权看成已经是完美的，这种思想上的偷懒可能会导致灾难性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