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的周公或者西方的柏拉图开始，理论家们一直在寻找一种“最好的”制度，至今仍然没有成功。人类政治经验越丰富，人们就越希望有一种制度能够兼备各种优点，因而问题就越复杂。中国人向来特别喜欢复杂搭配的思维，或许将来能够在制度创新上有所贡献也未可知。

    虽然人们还不知道最好的制度是什么，但从历史经验来看，一种公正的法治和一种能够解释和促进幸福的价值观是一个良好社会的必要条件，尽管不是充分条件。法治比民主更重要，这是明显的，没有法治就没有基本秩序。不同的价值观决定了不同的精神生活，如果没有一种能够引向幸福的价值观，即使有了良好的制度，也很难对付得了茫然、失望、不安和自私的人们。

    历史是知识和思想创造的，价值观是社会的底牌。周公是个千年一遇的政治天才，周王得天下之后，周公就创制礼乐，这就直达政治本质。换成今天的话语，礼相当于制度，乐相当于精神生活，礼乐一起表达了价值观。今天的我们不再需要周时礼乐所规定的封建等级制度和意识，但制度与价值观的问题却一直有效，而且一直是根本问题。

    对于当下中国，价值观是个极其严重的挑战。从本质上说，价值观不是一个宣传问题，宣传虽然能够传播价值观，却无法保证一种价值观是有效的。要让一种价值观真实生效，它就必须在实践上具有明显的可模仿性，即人们模仿了一种事情并且获得好处，这种事情就表达了真正的价值。比如说，假如贪污和欺骗、低俗作品和贱卖的学术更能够获利，那么说出大天，人们也不会去模仿更好的行为。价值观最后不是依靠宣传，而是根据支付而成立的。

    至于中国崛起或者复兴所面临的国际问题，更是挑战。即使要真正说服一个普通西方人使他相信中国是和平主义的，也似乎很难。绝大多数中国人自己确实知道中国是和平主义的，因为中国文化是和平主义的。西方思维是竞争主义的，西方对“他者”根深蒂固的紧张和警惕主要源于基督教的基本世界关系想象——既然上帝有魔鬼作为敌人，那么信徒就有异教徒作为敌人，尤其是与敌人斗争是神圣使命，于是，敌人意识变成了西方人固定思维模式和生活意义。

    正如卡尔·施米特后来的著名概括“政治就是区分敌友”，而且他相信，失去敌人之后的后政治生活是缺乏意义的无聊生活。按照这样的思维模式，寻找敌人是重要的生活方式，没有敌人也要创造敌人，否则无事可做。因此，冷战后西方继续寻找敌人就不足为奇了，世界上各种比较显眼的存在都被理解为敌人或者候选敌人。中国也是一个足够显眼的存在，当然也就被西方严重关注。尽管中国仅仅是初步强大，非常初步的强大，就已经卷入世界游戏，而这个游戏又是西方意识所严重影响的游戏，中国的困难可想而知。中国将得到什么位置，游戏变量太多，恐怕难以预测。

    但有个小故事值得一提。艾克斯罗德为研究博弈问题而做过一个非常有趣的实验，类似一个大型电脑游戏，他请政治家、博弈论者、经济学家、心理学家等许多“特别狡猾的人”设计了各种斗争方案，然后在电脑里进行了大型循环赛，结果最后胜出的是一个叫做TFT的善意方案，其策略是：第一轮出牌是与人合作，第二轮以后的出牌完全模仿对方上一轮出牌，如果对方恶意敌对，则坚决回击。这个最好策略似乎意味着，最成功的人或者国家必须是善意的但同时必须是强有力的。就是说，坏人终将失败，但软弱的好人也必定失败，只有又好又强的人才能胜出。

    这个TFT策略的精神实质很像毛主席的国际策略，即“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