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3月，国家统计局对56位在中国有影响的经济学家进行了信心调查，“潜在的金融风险”被经济学家们列为当前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几大严重问题之一。而早在1999年，正是出于对国有银行系统抗风险能力的担忧，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AMC）——华融、信达、东方和长城横空出世。7年里，中国的不良资产交易市场从封闭走向开放，越来越多的中外金融机构在此投入大量资源。然而，由于信息的不对称，现行的不良资产处置方式一直存在着诸多争议。

    2006年是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对当年政策性收购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最后的处置期限，但中国的不良资产交易市场还刚刚开始。四家AMC公司正进入一个命运的拐点，在它们酝酿着商业化转型的同时，中国的不良资产市场态势也在发生巨大变化——国有银行逐渐直接涉足这一行业，有关不良资产证券化的探索正方兴未艾。在此背景下，小到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本身的治理结构，大到整个不良资产处置的操作方式，都必须经历一场大变革。

    从建立至今，中国不良资产交易一直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状态。在华尔街，不良资产处置被称为“沙里淘金”的生意，其中的回报率可高达30%。由于利润的诱惑以及政策与法律的纠缠不清，中国不良资产交易中形成了大量灰色地带，也聚集着一批敢于行走于灰色地带的“淘金者”。正因如此，如何弥补相关制度性缺失，将真正影响到不良资产处置市场的未来，乃至整个中国金融业的改革

    三海大厦是位于珠海市的白色建筑群，在1992年底动工时原定设计建成3栋38层的综合商业大厦。但到目前为止，由于背上超过10亿元沉重债务的开发商停止运营，大厦仅完成了主体工程，楼里空空荡荡，夜间经过如一栋栋鬼屋。3月29日，作为该大厦的主债权人，中国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AMC）之一的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在网上对此资产开始进行公开推荐。

    与信达一样，其他三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华融、长城和东方，也正在希望以更为商业化的处置手段向投资者表明自己已经完全变成了一家公司。按照当年国家财政部的要求，四大AMC在今年必须处置完1999年行政划拨的1.4万亿元人民币不良资产。对它们而言，旧业务的终结也意味着新生命的起点。

    “当政策性收购的资产处置完以后，我们就可以全心全意地走商业化的道路了。”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总裁汪兴益表示。

    2006年4月，银监会成立监管四部，专门监管政策性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和四大AMC。此前四大AMC一直和四大国有银行一起分属银监会一部监管。业内人士认为，这实际上也是发出了一个明确信号，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原来的使命已经结束，转型不可避免。

    记者了解到，四大AMC分别就转型投资银行提出了各自方案，并将方案在2005年底前后递交到国务院及财政部、银监会等有关部门，但至今没有得到政策层面对任何一种方案的肯定。在目前这个敏感时刻，对于各家的具体走向四大AMC都闭口不言，但答案最晚将在8个月后揭晓——7年风雨锤炼出的中国投行会是什么样子？
“7年来，有哪个组织比我们在一线接触的企业多？我们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和资源，这是中国自己的经验。”长城资产管理公司的一位高层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指出，四大AMC多年来摸索出债转股、债务重组、招标拍卖、打包出售、利用外资和法律诉讼等多种市场化、专业化的处置方式，实际上已经具备成为综合性金融服务企业的基本要求。

    但一位与四大AMC业务往来频繁的业内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此并不乐观。他反问到：“前方并不是坦途，几乎是垄断市场下走过来的四大AMC真的具备大投行的治理水平了吗？”   
 
另一场战斗

    1999年。随着金融改革的启动，国家成立了信达、华融、东方和长城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对口收购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剥离出来的1.4万亿不良资产。收购资金来源于国家财政提供给AMC的400亿元资本金、央行的5700亿元再贷款以及AMC发行的8200亿元金融债券。由于这一不良资产收购方式具有明显的政策因素，因而被称为政策性收购。4家AMC因处置这1.4万亿不良资产而设，也因此，对四大AMC未来的讨论几乎从它们诞生起就不曾间断，直到2004年政策层面开始表态后，商业化转型已成定论。

    2004年3月，财政部推出了《资产管理公司目标考核责任制方案》，在破除AMC的10年期限同时，明确了三项措施：一是对确有升值潜力的不良资产，允许AMC使用自有资金进行投资，提升回收价值；二是允许AMC开展商业化委托资产处置业务；三是允许AMC利用自有资金商业化收购、经营、管理和处置不良资产。
三个月之后，财政部又下发《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改制过程中可疑类贷款处置管理办法》。这与《资产管理公司目标考核责任制方案》一起被市场普遍认为是不良资产处置市场化的第一步和第二步。随后，AMC便各自奠定了不同的转型战略与基础，政策的禁区被逐步突破。

    到2005年岁末，信达公司总裁田国立表示，信达处置政策性不良资产累计回收现金541.8亿元，提前一年完成了财政部目标考核任务。长城公司随即也宣布，该公司累计处置不良资产近2536亿元，累计回收现金267.74亿元,提前一年超额完成下达的现金回收任务。而东方公司预计在今年上半年完成任务。华融一家公司的回收额和回收率几乎占据四大AMC40%的份额，而且保持了较低的成本，在几次四大AMC商业化拍卖会上，华融大多按兵不动，集中力量处置剩余不良资产，年底完成政策性不良资产处置也不是难事。

    业内一度有传闻称，商业化转型意味着四大AMC之间要实现重组，必定有人要倒下。有香港媒体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披露，中国财政部正研究将现有4家AMC进行“四合二”重组，具体方案是“信达并东方、华融并长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未雨绸缪为转型储备能量是AMC之间另一场硝烟弥漫的战斗。
2004年6月21日，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共同拿出了2787亿可疑类不良资产进行竞拍。四大资产管理公司都参与了此次竞标，信达最终中标此次拍卖的一级批发商资格，在银行不良资产收购市场上率先起跑。由此，四大国有银行与资产管理公司“一对一”的政策性剥离不良资产也宣告终结。

    2005年6月25日，工行4590亿元可疑类贷款向四大公司公开招标。结果长城夺得了工行总共35个不良资产包中的17个，债权金额达到2569.9亿元，占全部可疑类不良贷款的56％，引起业内哗然。其他三家中，东方共竞得10个资产包，债权金额1212亿元；信达中标5个资产包，债权金额581亿元；华融中标3个资产包，债权金额227.1亿元。

    “最饥饿的人吃得最多。”业内普遍认为。在这次交锋中，长城和东方两个不良资产规模和质量处于弱势的AMC一举拿走近80%的份额，使得四大AMC公司资源力量对比发生变化。东方加上此前获得商业化不良资产，储备的资产存量超过了5000亿元，一跃成为同业中资产拥有量最大的资产公司。而长城也借此多少扭转了过去的不利局面。

    当年12月份，财政部金融司表示，四大AMC转型没有统一的模式，原则上将按照“一司一策”，根据AMC完成任务的情况以及自身情况，自寻出路。

    “‘一司一策’是有意为四大AMC分别定位。”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AMC公司管理者告诉《商务周刊》，由于当初对口接收的不良资产情况不同，造就了四大AMC迥异的经营风格和经营指标。比如华融接收的是中国工商银行的资产，其回收额和资本金积累就大大优于其他三家；信达接收的中国建设银行不良资产多具有建筑行业特点，回收率相对较高；而长城接收中国农业银行的资产数量小，但笔数是其他三家总和的几倍，其回收成本明显就高。

    这位人士认为，是当初设立的框框造成今天的情况，实际过程中四大AMC各自积累的经验和资源是有所不同，但并不是根本性差异。如果要商业化转型应该得到一个同样的条件，在这种条件下四大AMC的命运完全由自己掌握，谁适应市场谁就生存，“如果人为规定你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就和当初设定四大银行一样了”。

    记者获悉，作为2004年底首家向市场推出政策性不良资产最后一单的AMC，长城目前已经对全国30多个办事处的一二把手进行了调整，并且将资本金运营和投资银行业务正式纳入经营计划指标考核体系。

    汪兴益表示，从今年开始，长城公司将积极构建金融控股平台、不良金融资产经营处置平台、金融服务业务平台和产业投资平台，其中金融控股平台是核心，金融服务业务平台是功能性的，其他平台是阶段性的，不具有长远性，但在转型的起步阶段却必不可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