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川生：退役大校重上征程
作者：谢鹏 浏览次数： 更新日期：2007-11-29 16:24:51 字号设置：[ 大 中 小]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一个格瓦拉。在王川生的心里，格瓦拉代表着轰轰烈烈，也代表着为平民谋福利，向不公正和不公平社会做挑战的精神。
本泛黄的《格瓦拉传》摆在王川生的军官宿舍那张办公桌上，虽然有些破旧，但第一眼看到，仍能把人拉回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里。这本1974年内部发行的格瓦拉传记是前苏联拉弗列茨基版本，跟随王川生已经30多年了。
或者说，罹难于玻利维亚丛林的格瓦拉，是王川生崇敬了30多年的榜样。
王川生的名片设计得很有个性，背景是他的照片，身穿军装，双手叉腰而立，身后是黄土高坡上的一座墓地，那里埋葬着王川生的爷爷。名片上印着三个职务：陕北后裔、退役大校和公司顾问。
大校祖籍陕西，53年前出生在成都，故取名川生。2007年的夏天，副师长王川生刚刚脱下军装。
“黄土代表贫瘠的土地和贫瘠的人民，我希望通过它告诉人们我是一个具有平民意识的军人。写上退役大校是想告诉别人我所有的一切都是军队给的，我不是一个忘本的人。当公司顾问，是告诉大家退役对我来说只是转换岗位而已，我仍然在参与公众生活。”王川生嗓门洪亮。
1974年，王川生从部队的内部图书室得到这本前苏联版本的《格瓦拉传》。格瓦拉的故事对王川生影响很大。不仅因为格瓦拉和自己的父母一样有着传奇的革命经历，格瓦拉身上义无反顾的战斗精神冲击着还是个热血青年的王川生。
对英雄的崇拜以及家庭的原因，王川生在1970年入伍，并先后担任过司务长、干事、宣传科长和团政委。1992年，喜欢挑战自己的王川生主动请缨担任当时成都军区最大的公司——西南长城经济开发公司总经理一职，开始了7年多的军办企业经历，直到1999年军队全面退出商海。
“在一个规范的法治社会，军队的职能不能混乱。我举双手赞成军队停止生产经营。但就个人而言，我非常遗憾。相对于和平时期的军队后勤工作，我更喜欢挑战性更强的生产经营工作。况且，我已经有了一个取得初步成功的阵地。”王川生说。
当时的王川生有两个选择：一是执行命令前往某军分区担任副司令；二是申请退役下海经商，涉足房地产开发。
父辈们的军队背景造就的恋军情结，家人特别是妻子的强烈反对，以及自己当年依然没有熄灭的战争梦，让王川生放弃了下海的念头。回想36年的军旅生涯，王川生最大的遗憾是没有上过战场。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时，他把手枪擦得锃亮，但最后还是错过了一生中唯一一次上战场的机会。
“我年轻时对战争的认识没有现在这么深刻，那时很希望能够参加战争。觉得人的一生要跟格瓦拉一样，充满传奇和轰轰烈烈。”王川生说。
对于格瓦拉的喜爱，王川生已经到了痴迷的程度。他曾经托人给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带去一封信，明确表示：如果有需要，他将毫不犹豫地去古巴与卡斯特罗并肩作战。
“我不崇拜任何人，包括格瓦拉，但我崇敬格瓦拉。我一直在努力学习和实践着格瓦拉的精神。”王川生说，“军人的特殊职业让我的很多想法没有如愿以偿。如今退伍了，我要开始用接下来的20年时光做些事情。”
30多年后的今天，王川生对格瓦拉的崇敬，已经逐渐转移到了格瓦拉身上的平民意识: 那种为平民谋福利，向不公平社会做挑战的精神。他总是被格瓦拉临行前给孩子们信中写的一句话所打动：“你们的父亲是这样一个人：他怎么想就怎么行动，他忠于自己的信仰。你们应该永远对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非正义的事情，都有最强烈的反感。”
“在我们这个过度功利化和物质化，基本上由精英和富豪统治的时代，格瓦拉超然而纯粹的精神信念，显得难能可贵、卓尔不群、超凡脱俗。”尽管患有十几年的高血压，但一谈起格瓦拉，王川生总是控制不了自己的激动。
当看到一些媚俗庸俗的人和事占据着媒体的大量版面，王川生会将这定义为“犯罪”。在他看来，中国目前出现了信仰的真空，中国人已经很少提倡献身精神，社会责任感逐渐淡化，“今天的中国需要格瓦拉精神，不仅需要格瓦拉的战斗精神，更需要牺牲精神和对信仰、理想的坚持的精神”。
“现在媒体关注的更多的是成功的人，如果我下海成功，我要办份刊物，专门写那些坚守在精神的高地上，奋斗了一生但却最终没有成功的小人物的故事。”王川生说，他自己也是个不太成功的小人物。
退役后，王川生担任了几家大企业的公司顾问，充当起“牵线搭桥、出谋划策和排忧解难”的角色。
他调侃地给自己制定了退休后的“三个五年计划”——第一个五年，以下海干事为主，其他事情为辅；第二个五年，以周游世界为主，国内干事为辅；第三个五年，以周游中国为主，国内干事为辅。
“三个五年计划之后，我70岁了，到那时我才会退休。”王川生说。
在重庆采访期间，记者接触了一些王川生的朋友。他们不约而同地这样评价王川生:此人有将才，但过于理想主义。
其实，在王川生的灵魂深处，真正感兴趣的并非下海从商，而是下海从政或曰公众政治，具体说就是“六位一体”：即努力实现社会主义、平民主义、英雄主义、民族主义、世界主义和理想主义。对于社会主义，王川生还给出了自己的全新理解：与资本主义社会相比较，不断创造更多财富的同时创造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根本确保更广大人民真正享受到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公正。
他说: “我更想为民族干点事情。如果今天重庆人大代表能够直选，我就不下海，去参选人大代表。”
尽管这些年来，在逐步形成和不断实践“六位一体”的过程中，王川生经历过不少非议与曲折，自己也为此失去一些功利的东西,包括升迁。他有过困惑，有过动摇，却从来没有后悔，更没有放弃。
内容来源：商务周刊 网站编辑：Webmaster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