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由信用卡引起的案件在全国太多了。”北京银联一位工作人员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随口说道，就在2005年春节前几天，有人用别人的身份证办了一张假卡（身份证本人并不知情），然后把别人其他卡上的30多万元转到所办的假卡，“现在人家正在起诉这家银行，你凭什么随便给人开户”？
目前，中国的四大国有银行和12家股份商业银行都全力以赴地介入到信用卡业务，信用卡业务呈现“井喷式”的高速增长态势。截至2004年年底，信用卡发行量突破1000万张，人民币透支余额接近300亿，年度增长率分别超过100%和500%。但是，由于各家银行大肆争抢客户，也给一些不怀好意的人留下可乘之机。人们关心的是，作为一项以“高风险、高收益”为特点的创新金融业务，信用卡业务在全国性个人征信体系缺失、监管法规政策尚不完善的现实环境下，是否存在系统性风险？
在韩国爆发信用卡危机之后，新加坡、菲律宾、泰国等国家和我国台湾省纷纷出台加强信用卡业监管的政策措施。受此影响，我国信用卡业目前的高速发展也引起了一些质疑。
鱼和熊掌的选择
风险和收益从来就是一对无法分割的冤家。信用卡具有的无担保循环信贷的特性以及贷款实际发生的非计划性、无固定场所、授贷个体多、单笔金额小等特点，决定了它是一项高风险的业务。而信用卡较高的透支利率，又使其能够产生远高于其他银行业务的丰厚收入。根据摩根斯坦利的统计，目前全球信用卡平均透支利率约为23.5％，而发卡机构的平均融资成本为5.13％，平均利差高达18.37％。在这种高风险、高收益的情况下，信用卡对银行是否是有价值的金融产品，关键就在于对风险和收益的平衡能力。
如果把收益和风险分别比作“鱼”和“熊掌”，那么，中国的商业银行要在个人金融业务上有足够的实力应对跨国银行的竞争和挑战，最好的选择莫过于一手抓“鱼”，另一只手抓“熊掌”。
根据VISA国际的调查，中国目前信用卡潜在目标人群为3000万－6000万，预计2010年中国中等收入人群可能超过2亿人。而到2004年年底，中国具有循环功能的信用卡还不到1000万张。显然，中国信用卡业的未来空间绝对是一条肥硕的“大鱼”。
与此同时，由于中国信用卡市场尚处起步阶段，当前1000万张信用卡的持卡人基本上都属于银行的高端客户，资信状况良好，蕴涵的风险因素相对较低，因此目前信用卡市场尚处于低风险期。
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国内各家银行现今都是开足马力争抢客户，大举进行“圈地运动”。以北京市场为例，广东发展银行1998年开始发卡，到2003年一共发卡不到8万张，但2004年一年内就发卡13万张，在北京同业中位居第一，2005年的计划则要超过20万张。广发行北京信用卡中心总监祈军给记者算了一笔“客户账”：北京大约1500万人，其中20％是优质客户，即300万，这其中再算20％是高端客户，也得60万，所以对于银行来说，“当前根本不用考虑有没有客户的问题”。
不过，随着信用卡业务不断发展，高端客户市场逐渐饱和，发卡机构也将触角伸向更加广泛的普通人群。这必然导致客户质量的参差不齐，信用风险、欺诈风险等都随之迅速上升。从国外的经验来看，信用卡业务的风险高发期往往集中在市场过度开发的阶段，是恶性竞争的结果。发卡机构为了争夺有限的资源，降低风险控制标准，由此引发了大规模的连锁反应，造成风险膨胀。
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发卡机构不能通过一次次的博弈，积累、分析各类人群的行为特征和模式，逐步建立并不断修正风险决策模型，对审批、账户管理、催款等各个流程进行科学有效的管理，风险就无法被控制在合理范围内，信用卡经营也就无法进入一个比较稳定的成熟期。
在这一方面，“中途夭折”的韩国信用卡市场对中国始终是一个警醒。韩国在亚洲金融危机后的数年内，银行卡产业取得了惊人发展，但由于过度营销、风险管理失控等各方面因素，很快便陷入困境。
韩国信用卡危机
2000年，刚刚摆脱亚洲金融危机阴影的韩国政府急需拉动内需，于是通过税收优惠等各种政策鼓励消费者使用信用卡，由此引发一场轰轰烈烈的信用卡热销运动。当年信用卡发行量达5788万张，相当于以往3年的总和。翌年，信用卡总量即突破1亿张。2003年底，持有4张以上信用卡的韩国人达975万。
为启动和推广信用卡，韩国国税厅甚至搞起了“信用卡票号抽奖”，每月奖金总额达144万美元，一等奖约8万美元，每月中奖人数多达11万人。国税厅还硬性规定，所有法人经营单位和年销售额达一定规模的餐饮、零售业者必须使用信用卡结算，结果短时间内信用卡加盟店就遍及全国。与此同时信用卡用户大增，家庭主妇们甚至连买一捆菜、吃一碗面都用信用卡结算。
应该说，信用卡对韩国经济恢复景气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政府在决策的同时，对信用卡的副作用缺乏认识，制度建设严重滞后，与此同时，政府对居民的宣传教育也未及时跟上，最终导致了信用卡危机。
在信用卡热销的背后，是信用卡公司巨额的手续费收入。这样的公司一夜之间便冒出几十家来。他们千方百计扩大信用卡发放数量和范围，顾不上对用户的偿还能力进行分析，连许多未成年人都成了“卡民”，埋下了信用不良的祸根。同时，信用卡公司之间为抢夺市场，竞相降低手续费，甚至推出无息分期付款服务拉拢顾客。
这种局面维持到2003年底，韩国消费者债务拖欠比率达到了创历史记录的11.2%，拖欠债务超过90天的信用卡持卡人已经占到韩国劳动人口的16%。债务拖欠比率急速攀升，使韩国的信用卡公司无一例外发生了流动性危机，其中LG信用卡公司最为严重。2003年11月，该公司由于缺乏流动资金，被迫向持卡人停止了现金预付业务，直到获得8家债权人2万亿韩元贷款的紧急援助，才得以避免宣布破产。
2003年12月，韩国金融监管当局透露，该国的8家主要信用卡公司2003年前9个月总共亏损4.1万亿韩元（合34.6亿美元），而2002年同期这8家信用卡公司共实现净利润1.1万亿韩元。
如今，这场韩国信用卡危机已被国际银行业当作一个对“鱼和熊掌”平衡不力的经典案例。那么，如此昙花一现的信用卡危机会不会也在中国上演呢？
“答案是否定的”。记者在采访中国银联战略部副总经理林采宜、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金融研究室主任易宪容等专家时，他们给出的答案都出奇地一致。林采宜博士还告诉记者，中国银联甚至刚刚对中国信用卡业务的风险进行过前瞻性的探讨和研究，大家认为，中国不会发生类似韩国的信用卡危机。
林采宜博士从信用风险爆发的社会环境角度分析到：首先，信用风险的集中爆发与宏观经济周期密切相关。韩国信用卡危机发生的时期正值其经济萧条，失业率急剧上升，持卡人收入普遍下降，从而造成债务危机。而中国经济近几年处于上升期，因大量失业而导致债务危机的可能性很小。其次，中国目前的发卡深度远远不及韩国。到目前为止具有循环信用功能的信用卡不过1000万张，占全部卡量的1.5％，平均每130人持有一张信用卡。而韩国2003年信用卡总发行量为9400万张，相对于4800万人口而言，人均持卡量达到1.96张。
易宪容则认为，韩国信用卡危机最大的问题在于政府主导，政府以其政策来替代个人的主观信用，以政府判断来确定未来经济的发展，基本上是一个非市场行为。而目前我国的信用卡发展尽管同样竞争激烈，但并没有走上政府主导之路，基本上还是商业银行的各自行为。
张亚双是中国银联战略发展部的研究员，他从“系统风险”的角度出发，认为目前中国发卡机构尚未采取专业化、高负债经营模式，同时中国目前信用卡不具备高额取现、结余转户等功能，经营风险难以在金融体系里大规模传递。
专家们进一步解释说，韩国信用卡危机之所以能够爆发，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韩国非银行机构设立的专业化信用卡公司是发卡机构的主体，这些信用卡公司在“高收益”的诱惑下，普遍采取较为激进的营销策略，忽视对经营风险的科学控制。同时随着信用卡业务竞争日益激烈，这些公司在年费、商户佣金等方面收益不断下降的情况下，为提高贷款利息方面的收益，都积极拓展信用卡的直接贷款功能。韩国一般都推行60%－65%的高比例预借现金业务，这使得持卡人能够通过申领新的信用卡偿还现有信用卡的到期债务。在社会征信体系不尽完善的环境中，这些业务的推行使得持卡人的信用风险不断膨胀和聚集，一旦宏观经济发生变化，或者信用卡债务普遍超过持卡人的偿还能力，信用卡业务就将爆发系统性风险。
而在中国，现阶段信用卡业务只能由商业银行自己开展，相对于其他机构，商业银行还是具有较强的风险控制水平和能力。同时，中国目前信用卡产品均不具备结余转户功能，预借现金比例也普遍限定在30%，持卡人很难通过申领新信用卡套取资金偿还现有信用卡的到期债务。另外，在中国银联的积极推动下，发卡机构间已经建立了不良信息共享系统，这使得持卡人的信用风险能够迅速暴露。
黑中介的陷阱
不过，包括广发行北京分行信用卡中心总监祈军在内的多位银行业内人士在接受采访时认为，虽然中国不会出现韩国信用卡危机那样的情况，但中国会有新的危险，就是出现大量的欺诈团伙，这仍然会对国内信用卡市场有一个较大的冲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