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机构投资者的决定，实际影响更大。此前，证监会曾就改革事宜多次召集券商、基金等分别开会。会上，基金公司的老总们表示要“支持改革”，但会后又对记者表示出各种不满。此刻，在投票表决前最关键时期，机构投资者的“串联”行动，表明了他们在现实利益面前的“市场人”风格。
市场分析人士指出，机构投资者在不断向管理层和4家试点企业施压，除了通过在历史补偿问题上进行争论，就是抛盘，最近一路下跌的股市，被认为与机构投资者的抛盘不无关系。只不过，他们的抛盘不是因为现在能卖个好价钱，而是在显示自己的分量，在价格上掌握主动权。
向文波没有否认机构投资者带来的压力。按照他的判断，很多机构投资者希望方案最好被否决，以此逼迫证监会出台更有利于自己的方案。当然，一旦这个改革方案通过，就成股权分置改革的样板了。
因此，某种程度上，谁争取到中小股民的支持，谁就可能赢得局面。当记者问，“方案是大股东制订的，而且你们也征求了机构投资者的意见。那么，中小股东怎么办呢？”向文波撮火了：“中小股东在哪里？他们的代表是谁？”他说自己也想和中小股东面对面地谈，近期通过网络甚至和董事长梁稳根专门接待来访的中小投资者面谈进行沟通，但“没有一对一的谈判机制”，难以广泛影响流通股股东理解这场改革。他认为，自己现在能做的就是把情况说清楚，让投资者自己去判断。现在，方案已经通过，但回想起来，他仍然感觉是一身冷汗。
游说
按照证监会的部署，试点工作按照“统一组织、分散决策”的总体思路进行。所谓分散决策，就是针对上市公司的差别性和复杂性，由上市公司的各类股东依据现行法律、法规和《通知》要求，经过广泛征求股东意见和平等协商，形成本公司解决股权分置问题的具体方案，提交股东大会表决。
所以，试点公司从经营到业绩直至大股东的具体情况，也成了影响方案表决通过与否的重要因素。这方面的游说成了试点方案成活与否的关键。一位有2000股清华同方股票的小股东告诉《商务周刊》，自己决不会同意清华同方的试点方案：“先不说方案是否公平，公司经营业绩和大股东以前侵害我们小股民的行为，就让我不可能相信同方，更不会看好它的未来。”
她对补偿对价能否真正达到自己的理想价格并不抱希望，但她认为试点方案出台后，清华同方不尊重投资者建议，固执己见的态度，却令她极为反感。“这说明大股东根本就没有搞试点的诚意。”对三一重工的积极态度她比较欣赏，“人家老总忙得马不停蹄，起码说明三一的确是在积极干这件事。”果不其然，同一天表决，清华同方的方案没能通过。
丁圣元对此评价说，股权分置改革是中国资本市场的制度难题，尤其是在市场诚信基础薄弱的现实环境下，通过沟通建立互信显得非常重要，“特别是大股东应该担负起更多的责任做这个工作，将利弊得失讲清楚，赢得投资者信任”。
向文波承认，三一重工公司上下现在已经把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工作当作工程来抓。试点方案公布前后，有传言称三一重工大股东将要“套现开溜”，引得一批不知情的小股民抛售了自己手中还在持续逆市上涨的三一重工股票。绝少抛头露面的梁稳根即出面解释：“众所周知，三一是一个很有前景的企业，跨国公司曾屡抛绣球，假如我要套现，完全可以将企业一卖了之，按照所拥有股票净资产值溢价2倍，二三十亿资金就可轻易到手，用不着等到有了流通权再抛售所持股票套现。”他指出，正因为三一要做中国工程机械行业的标志性企业，“所以我在有生之年不会放弃对三一的控制权”。
向文波也说得口干舌燥：“这连基本常识都没有。大股东没有在二级市场减持的道理。谁都知道，二级市场一减持，股价肯定下跌。大股东不可能傻到这个地步。三一绝不会短视到为了几个亿去变现的地步，三一要的是世界工程机械前三甲的民族抱负。”
现在，向文波担心目前消息一片混乱，有可能造成中小股东的又一次受损。他语气伤感：“我们愿意为中国证券市场的改革做一些有益的工作，惟一的要求是，希望媒体和流通股东不要误解我们的努力。”
旁观
分散决策的一个好处就是，改革的真正操刀者证监会可以置身事外，成为场外的裁判员。一些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此次股权分置改革中，“聪明”的管理层把4家试点企业推到台前，让他们与流通股东争吵，吵成了，则改革成功了一半；吵翻了，管理层也没多大责任。
丁圣元认为，这种观点也说明在改革的制度设计上仍有不完善的地方，证监会股权分置改革试点《通知》只是一个技术性、程序性的规定，并非是建立在公平公正基础上的“裁判”规则，“只是把矛盾推给了上市公司和投资者，而没有积极引导矛盾的解决”。
6月1日在北京举办的“世界交易所联合会发展中市场论坛”上，国资委企业改革局副局长贾小梁也指出了这一问题，认为解决股权分置要以建立补偿机制为核心。“股权分置改革问题的积累非一日之寒，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开的谜团。所以要建立侵权补偿机制，选准加大监管的切入点。没有补偿机制，保护投资者权益，尤其是保护中小股东权益就是一句空话。”在贾看来，当前监管部门在这一点上还没有做出明确的法律规定，他建议要尽快建立相关的法律法规。
丁圣元指出，试点开始后的一种可能是，证监会在合理时间内从极少数试点案例中总结出对价指导原则，加以推广，使得股权分置改革的预期明确、进程平稳有序、在可以预见的时间内完成；另一种可能是，证监会始终采取个案处理的办法，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整个进程就相当不确定，很可能旷日持久。
因此他认为，监管机构必须重视这场改革的核心是定价问题，而这个难题企图通过每个上市公司自寻出路，显然在时间和改革成本上都要付出巨大代价。证监会应该积极引导改革，寻找股价定位的共性和指导原则，协调试点公司与投资者之间的矛盾，而不能把“裁判员”功能当作“袖手旁观”。
6月3日在证监会召开的保荐机构会议上，45家券商强烈呼吁政府以强硬措施定出解决股权分置的时间表。股权分置改革以“统一原则、分散决策”的方针进行，没有时间表意味着没有明确预期，这一点是市场所不能接受的。其中一位券商代表告诉《商务周刊》，时间跨度大，将增加参与各方面，包括政府在内的成本。
“股权分置试点如此重大的改革，绝对离不开主管部门的宏观决策和引导。在推出四家改革试点企业之后，提炼符合‘公开、公平、公正’原则、有利于股市整体和长远利益的共性和指导原则，已经成为绝无回避和周旋余地的迫切需要，否则改革可能面临巨大危机。” 丁圣元最后告诉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