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的应急预案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在危机到来之前就已经心中有数，这需要中国政府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金融危机8年之痒
6月18日，一个专门探讨金融风险防范问题的会议在国家发改委的召集下在京召开。包括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央行副行长吴晓灵、证监会副主席屠光绍、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郭树清、央行金融稳定局局长张新等在内的经济高官如数出现。
会议前夕，一项国家发改委批准的重大课题已经正式启动，该课题计划从金融改革与金融体制的角度，对中国未来金融风险进行全面评估，并寻求解决途径。
据该课题负责人，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海鱼介绍，这项名为“中国金融体制改革与金融风险防范”的课题之所以迅速启动，重要原因在于中国金融体系暴露出很大的漏洞，比如国有商业银行近来大案频发，“十几亿、几十亿的资金就被别人拿走了”。
他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指出，商业银行大案所触发的风险，其实还是金融风险防范里边最低级的风险层次，而最低级的风险防范之所以没能做好，跟银行的制度相关，包括治理结构、激励机制、信息披露、监管制度等一系列制度要么没有到位，要么到位但不起作用。因此，他牵头的这项研究将主要从金融体制入手，分析金融风险类型、产生根源及其与金融体制的关系，以及如何通过金融体制改革来防范诸种金融风险。
“事实上，8年前的1997年4月，我们也召开了同一主题的国际研讨会，没想到会后3个月的7月2日，亚洲金融危机就爆发了。”张海鱼回忆说，他当时也是那个课题组的牵头人，组织很多专家研究亚洲金融风险和中国未来金融风险的特征以及防范对策。这个少为外人知道的课题事实上影响很大，哈佛大学在做关于亚洲金融风险研究的参考课题中，张海鱼牵头的这个课题排在第一个。“理由并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好，而是因为我们做得早。”张说。
在事隔8年后的今天之所以重启金融改革与金融风险防范的研究，张海鱼认为：“那是因为中国改革到了现在，尤其去年到今年，金融体制的改革成了改革的中心环节，而我们的商业银行、证券市场、期货市场所突出的风险大家有目共睹。”
的确，在股市遭受千点打击的时候，许多国内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黑洞也在等着中央政府填补，与此同时，人民币汇率的国际压力挟着贸易和政治的问题接踵而来。与上次亚洲金融危机被堵在国门之外不同，2006年金融业全面放开的大限已迫在眉睫，这样的局势让有识之士开始吁请中国政府建立一个未雨绸缪的金融危机应急预案。
今年5月25日的北京科技博览会上，中国科学院减灾中心主任王昂生从灾难预防的角度提出，人民币汇率等经济问题应该纳入中国“防灾应急体系”的宏观范畴。这位曾经获得所在领域最高国际奖项的中科院院士呼吁，中国政府应该像应对自然灾害那样，尽快在各个相关部门之间建立高级别的经济安全应急体制，以更有效地调配社会公共资源，提高应急反应速度，确保经济和金融安全。
此前，一个侧重于自然灾难、公共卫生、重大事故处理的庞大的应急管理体系在中国已初现轮廓，但有关国家经济安全、金融危机的应急问题并未纳入这一体系。
谁来推动体系的建立？
不过，到目前为止，更多的呼吁还来自金融监管体系之外。即便是发改委系统的张海鱼，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也一再强调：“我们搞金融风险是从金融体制改革的角度，跟金融监管部门的角度不同，我们主要是看金融风险与体制不完善有什么关系。”
熟悉中国金融体系的人都知道，中国的金融监管框架是“一行三会”，即央行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发改委只是在综合考虑国家发展时，才涉及有关金融业监管现状与整个经济发展趋势之间关系的问题。
在张海鱼看来，中国现在的经济改革是在各个部门分别推进，但整个中国经济的安全和风险问题，需要国家综合考虑，至于以什么方式、法律、框架等等，则需要进一步研究。他认为，当前的问题在于，“还没有一个综合部门对这些问题做预先的研究，各自都隶属于各个部门，各自的研究也都有限度，不能超出自己的边界”。
国家开发银行专家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王大用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也强调：“在分业监管框架下，笼统地来谈金融危机意义不大。”他提出，要把金融危机区分为货币危机、银行危机和资本市场危机来看待，因为它们的成因各不相同，发生问题的影响也各不一样。
不过，王大用反对再建一个总体负责金融安全的机构，他认为，只要在现有监管框架内建立一个协调的工作机制就可以。“这主要是管理技巧和经验积累的问题，而不是机构设立的问题。”王大用告诉《商务周刊》，其实国内第一桩银行挤兑事件发生时，央行也没有预案，研究也来不及，因此就在省一级来解决，市长书记出面安定人心，省政府出面筹措资金填补，保证眼前支付，此后改善银行管理。在那之后，央行对地方性金融危机已做了相应准备，到现在为止发生的几次地方金融机构挤兑问题，“大都是由央行出钱”。
王大用的观点可能更接近于监管方，他曾在人民银行总行多个岗位工作，还在地方分行担任过领导职务。王大用是较早呼吁防范金融危机的金融官员和专家。早在2003年7月，国有银行改革还没有真正启动之前，他就在《金融时报》上发表文章，呼吁《抓住时机，加快国有银行改革》。随后的2003年10月，由王大用主讲，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评论的一个小型研讨会在天则经济研究所召开，就是在这个会上，王大用表达了他对中国金融的危机意识。用他自己的话总结就是：“导致中国银行业发生危机的因素是存在的，而且风险是在集聚的，加上一些宏观经济的现象，如果不加关注的话，它是朝着亚洲金融危机前的那个方向在走的，因此要加快银行的改革。”
王大用告诉记者，他当时的发言正是为了给国有银行改革造舆论，呼吁中央政府下定决心。不过，王大用批评了媒体的炒作之风，他认为他的本意是强调要有危机意识，要防患于未然。
2004年，国家加快了国有银行的改革。当听到温总理说“注资不是目的，上市也不是目的，彻底的改革机制才是目的”时，王大用心中的忧虑也消除了大半。
“中央政府很清楚，在眼前还没有危机的时候要抓紧改革，把所有问题消解在萌芽状态。”他说，国家正在“毕其功于一役”，成则顺，败则危，“这一步如果走好的话，再过10年，全世界就要来研究研究中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