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周刊》：在金融全面放开的时刻，背水一战的银行改革要在极短时间内解决旧体制下长期积累的沉疴；人民币汇率的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它不仅牵涉到了贸易、就业甚至还影响了外交。当前的金融局势显然正在考验着中国政府对经济命脉的掌控能力，这其中的不确定因素随时都会发生。因此，搭建一个金融和经济安全方面的应急体系已经十分紧迫，借鉴其他国家金融危机的经验并积极准备应急预案都应该提上日程。我们注意到您很早就做过这方面的研究，您怎么判断我国当前的金融局势和未来金融危机的可能性？
王大用：我强调的一点是，现在并不是说我们出现了危机，而是说要有各种准备，防止金融危机发生，让我们的路走得更好。
我认为笼统地谈金融危机没有意义，要进行区分。金融危机全世界主要就是三种：一是货币危机，二是银行危机，三是资本市场危机。
货币危机体现在一国货币对外大幅贬值。最近的例子就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刚开始就是货币危机，从泰国开始，然后影响到东南亚各国甚至东北亚。在全世界经济史上，这样的例子太多了，阿根廷、巴西等拉美国家的危机也是从货币危机开始的。
银行危机在世界各国也很多，当然银行类金融机构并不一定都挂着银行的名字，其中包括信用合作金融机构等都会发生危机。银行危机突出表现就是银行挤兑风潮，并迅速传染，坏银行出了问题，好银行也跟着遭殃。
资本市场危机的表现就是证券市场价格急剧的下跌，导致股市崩盘。历史上所谓“黑色星期一”、“黑色星期五”也非常多。
这三种危机都要分析它的成因，研究防止它发生的措施，和一旦发生危机的应急办法。我们研究这三个方面是否隐含和潜藏发生危机的因素，然后如何未雨绸缪，提前应对，把问题化解于未然。当然，在一个国家手里要有一旦发生危机应急的预案，就跟发生自然灾害一样，操作某个预案就行了。这就是三种危机要研究的三个方面，“三三制。”
“三三制”
《商务周刊》：那么您认为，我们国家在这三个方面存在什么样的压力？
王大用：货币危机的发生，是一个国家长期以来宏观经济的问题造成的，包括长期宏观经济的失衡，国内需求持续高涨导致高的通货膨胀，对外贸易持续的逆差，资本的外流以及不恰当的汇率控制等等，这些现象长期持续存在而得不到治理，就必然导致危机突然发生。所以，防范货币危机的基本措施就是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保持国内总供需相对的平衡，就是我们所说的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当然也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对经济持续增长很快的一些国家，包括现在中国面对的情形：长期以来经济发展得很快，产生本国货币升值的压力。这种压力有客观上的经济因素，比如贸易持续顺差、大量国外资本的流入、本币购买力与市场汇率表示的购买力差距拉大。这些经济因素很快就会因为其他国家的不满而伴随着政治因素，在双重压力下，如果一国采取了不够稳健的汇率政策，使本国货币快速升值，就会对本国经济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导致国际竞争力下降，经济萧条。这里最典型的就是日本。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日本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此后经济和政治的压力迫使日元升值，日本人采取了不够稳健的汇率政策，在“广场协议”之后，日本陷入了十几年的经济低迷。
我们在货币危机问题上基本没有前一种压力，我们现在面对的是后一种，就是日本人在1980年代曾经面对的问题。如果我们拿不出一个恰当的汇率政策来进行汇率的调整，就可能重蹈日本的覆辙。因此，我希望国家能选择出一个最适合我们现状，能保证今后发展，而且也有一个良好的对外关系的汇率制度。
不过不管怎样，我们有6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在那放着，是我们稳定国际收支的定心丸，因此关于货币危机方面不是主要问题，其他方面的问题可能会大一些。
《商务周刊》：您提到了资本市场的危机，现在中国股市正在遭受千点的打击，我们应该怎样看待中国资本市场当前的危机？
王大用：资本市场的危机，很多国家都发生过，远的是1929年开始的世界范围的大危机，近的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些国家的股灾。它对金融系统的扰乱、对经济活动的冲击，都是相当大的。资本市场发生危机的最直接原因是投资者信心的丧失，所以无论是长期的措施还是短期的应对办法，维持、保护投资者对资产市场的信心都是关键，这是原则性问题。讲一千条说一万条，如果让投资者信心丧失，资本市场就会发生危机。
《商务周刊》：我们现在恰恰是对投资者信心维护不够。
王大用：这就看研究和决策者能不能全盘考虑问题。比如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提高监管的法治化，强迫上市公司加大透明度等，这些措施从长期看都是必要的，它是长期维护投资者信心的基本要素，但如果在一个时期在处理一些问题的时候，“只抓一点，不及其余”，那就有可能使投资者丧失信心。我们股市的长期低迷，跟我们在解决一些长期性问题时对短期内投资者信心的保护重视不够有很大关系。
当前，证券公司不良资产和挪用客户保证金等问题，都是因为过去内部风险管理不到位，不能解决就不能长久维持投资者信心。包括解决股权的分置，这些从长期来看都是维护投资者信心的措施。但是解决这些问题，如果喊得多，但没有准备好，加大了投资者对市场表现的不确定预期，时间一拖长，导致投资者信心丧失，就会使眼前的股市发生严重的问题。所以要有一种兼顾长期和短期、兼顾眼前和未来的管理技巧。
我的观点是，维护投资者的信心是防范资本市场危机的基本原则。在解决问题时要保持工作的全面性，比如在解决券商问题的时候，要避免大量券商的倒闭破产，因为市场不能缺少他们作为机构投资者的角色和中介的角色，解决上市公司质量问题也是这样，它是一个系统工程。
银行危机如何形成？
《商务周刊》：如果说现在的改革是以金融为中心，那么国有银行的股改就是这个中心的中心了，它被温总理称作是“背水一战”，只能胜利，不能失败。但实事求是的说，银行所面临的困难也是前所未有的，请您分析一下银行危机的演变过程，我们能采取哪些行之有效的对策？
王大用：银行危机常常是和经济危机伴随的，谁因谁果是有争论的。
首先，银行是一个负有公共责任的特殊行业。一个制造企业破产，遭受损失的是有限的人，主要是该企业的股东、职工、债权人；但银行吸收了公众的存款，所以银行如果倒闭，损失的不仅是它的股东、职工、机构债权人，而且有成千上万的存款人，社会影响巨大。因此，银行的危机具有传染性，一家银行经营不善，导致挤兑，会传染到其他银行甚至是经营得很好的银行。治疗传染病和治疗非传染病是不一样的，所以银行的问题要当传染病来治。
其次，银行本身又是高风险的行业。银行的经营是以债权资产经营为主，而债权资产面对导致价值损失的风险因素比其他类资产要多、要大。房地产、制造业还有实物资产可以变现，而债权资产如果债务人违约，就没有东西可兑现。所以，信用风险是银行面对的一个头等风险。另外，银行金融产品很丰富，所以面对的风险类型也特别多。比如流动性风险，它的一个突出体现就是资产和负债的限期错配，就是把短期债务资金相对长期地使用，所以存在风险，如果这个风险过大，使得银行没有足够能力来对到期的存款兑现，就会发生问题。还有，因为银行经营的是货币，不光是本币，还有外币，所以存在汇率风险。另外，在银行大量处理业务的日常操作中存在操作风险，可能是由于计算机系统的不完善，技术人员的不熟练、不道德，或者是违法行为，导致银行风险发生。而银行要给社会提供支付服务，如果银行发生危机，社会支付活动就无法进行，经济活动也随之停止。
因此，银行的经营是高度复杂和专业化的经营，如果银行在面对这么多风险的时候，它的管理水平不到位，风险就会集聚。当然，在风险集聚的过程中，银行还是正常经营的，但风险集聚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经营就会终止。个别银行发生挤兑就会迅速蔓延至整个银行系统，最后，个别银行的问题会变成整个银行系统的危机。
当然，危机一旦发生，世界上还有各种各样的经验。比较极端的处置银行危机，像1930年代初的美国。今天很多人把美国当范例说它怎么好，其实人家也是摔过很多跟头以后才亡羊补牢的。在美国历史上，1929—1934年之间，全美国大约有9000家左右的银行破产倒闭，在最挤兑的时候，罗斯福政府采取的办法是全国所有银行关门休假，在休假的几天中拿出办法，然后抓紧出台法律，后来才有著名的1933年美国《银行法》。这个法管理了美国金融业几十年，而且对世界各国银行立法产生了极大影响。
现在各国对银行破产倒闭都是迫不得已时采取的办法，通常是国家先接管，然后重组，再让它经营正常化，最后私有化。这里有大量的案例，比如西班牙，1976年前维持了40年的独裁统治，70年代末80年代初发生银行危机，最后政府接管、重组、私有化，类似的还有法国等欧洲国家。美国在1980年代末也有一段危机，即储蓄贷款协会危机。储蓄贷款协会是美国的一种合作金融机构，出现问题后国家动用大约1000亿美元资金处理了这场危机。一般来说，一旦出现大的危机时，都是各国政府出面干涉，而一些小危机往往采取出资救助的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