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科手术”后的“好银行”如何继续保持“优良”？国际化“打扮”后如何进一步市场化？中国的银行改革看到了阶段性成果，却还没有看到阶段性胜利
6月23日，中国第五大国有商业银行交通银行成功登陆香港联交所，挂牌当日股价收报2.825港元，较招股价大涨13%，成为首家赴港成功上市的国有商业银行。
此前一日，市场亦传出中国最大商业银行之一的中国建设银行已正式向香港联交所提出了上市申请。国有商业银行接连传来的好消息，使得2005年6月成了中国银行改革收获成果的开始。
尤其是前不久发生张恩照事件的建设银行近日锋头甚健。6月10日，建行公布了其有史以来最好的一份年报。年报显示：2004年，建行实现税前利润502.16亿元，创历史最好水平；不良贷款率降至3.92％，资产质量显著提高；资产利润率和净资产收益率分别达到1.3％和25.4％，盈利能力呈良性发展势头；资本充足率达到11.29％，资本实力大为增强；成本收入比39.17％，成本控制水平明显提升。对于这样的“业绩”，即便严格按照国际标准，其各项指标都已接近、甚至部分超出国际上100家大银行中等偏上的水平。
一个星期后，6月17日，中国建设银行终于成功迎来了其战略投资者美洲银行。按照双方签署的协议，将分阶段对建行进行投资，最终持有股权可达到19.9%。首期美洲银行投资25亿美元购买汇金公司持有的建行股份，在建行海外首次公开发行时再认购5亿美元的股份，以30亿美元持有建行9%的股份。一直为寻找战略投资者而头疼的建行兴高采烈地宣称：“这是迄今为止外国公司对中国公司的最大单笔投资。”战略投资者的到来，也扫清了建行海外上市最后一个关键性障碍。
从眼前的银行改革频频发出的积极信号看，2003年年底启动的国有银行改革，在经历1年半时间的“播种、施肥”——注资、核销及剥离不良资产、寻找机构投资者、完善治理结构、成立股份公司之后，现在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开始逐渐步入“收获”季节。但熟悉中国金融的人都知道，这场被称为“背水一战”的国有银行改革，身系中国金融的安危，此时此刻正在过“大槛”，还远远没有到开香槟的时候。
“对于这样的阶段性成果，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加拿大多伦多股票交易所董事局顾问丁大卫教授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肯定建行的新年报“几乎无法挑出任何瑕疵来”。
“有时候我们说某个公司业绩不错是说它有几个突出点，但建行这次是方方面面全都不错。”不过，丁大卫对建行所说的原因之一——“经营业绩好”有着不同的看法，“对投资者而言，比漂亮的年报更重要的是要透过表面看本质，就是为什么建行的财务数据会变得这么好？”
在这位华人投资专家挑剔的眼光中，“建行好年报”很大程度上，是“非正常经营”造就的。在他看来，建行采取的注资、核销、剥离不良资产等关键性手段，都不是真正的经营性行为。
花旗环球金融一位金融分析师也告诉《商务周刊》，自2003年年底以来，国家给了建行大量的优惠政策和条件，对它进行“结构性手术”：“有了225亿美元外汇注资后，当然资本充足率就高了；大量不良资产剥离给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当然不良资产率也降了；同样，今年国家还决定给它减免税收，汇金也决定把收益返还，当然建行的利润也高了。”
丁大卫进一步指出，由于国家给建行进行的是外科手术式的财务重组，这让2004年才组建的建设银行股份公司这个“全新的建行”，无论跟自身过去（现在的建行股份公司＋建银集团公司）还是跟其他银行都不具有可比性，“它相当于一辆新车，当然比旧车事故率低。”
最为关键的是，结构性手术后的建行，今后还能继续保持“优良”吗？这不仅是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也是国有银行改革的新命题——国家毕竟不可能年年给它注资。按照丁大卫的判断，最近两三年应该是建行的春天。“问题是秋天什么时候来？冬天什么时候到”？他认为，未来的风暴肯定存在，比如人民币升值，甚至一些预想不到的突发风险，“未来建行终究要真正发挥自己内部体系作用，那就是更高超的管理，更前瞻的风险控制，但从现在的情况看，建行抗风险的能力是值得推敲的”。
同样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战略投资者的美洲银行，对建行的投资并没有像中国政府对银行改革那样“孤注一掷”，而是多少有些“观望”。按照双方6月17日签署的协议，美洲银行将分阶段对建行进行投资。从9%到19.9%的路到底要走多久，协议并没明确，而其中的变数恐怕连建行董事长郭树清自己都难以说清。
现在看来，尽管温家宝总理等中央高层多次指出，“注资不是目的，上市也不是目的，彻底的改革机制才是银行改革的目的”，但正如注资已经成为国有商业银行提高资本充足率的不二法门一样，上市仍然被银行界认为意义重大，为了实现这个不是目的的目的，无论中央政府还是几大银行，出血的出血，游说的游说。
“上市确实对整个金融改革能够起到正面的推动，而作为国有银行海外上市的探路者，交通银行先行在海外试水，也给四大国有银行提供了一个参照系。”万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巍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表示，交行在海外上市成功，意味着国有银行开始被国际市场接纳，“这是好事”。
但在王巍看来，海外上市最多只是一个催化剂，“并不能真正治愈我们的病”。“比上市更重要的课题是，即便国有银行通过种种手段，在上市时符合了国际标准，又能怎么样呢？”王巍坚持认为，国有银行仅仅符合国际标准是不够的，要变成真正意义的银行，就必须先改掉目前“非市场化”这个基础。
王巍的观点在记者采访时就得到了某种验证：一位民营企业家给他打了一个心急如焚的电话，该企业已经通过层层审批的贷款在行长的关节被“搁置”了，而这个企业又急需用钱。“这时候行长不说话，就等于暗示要疏通。”王巍批评了国有银行这种非市场化——不是行长找客户，而是客户找行长。
王巍一贯的观点是，海外上市也好，引进海外战略投资者也罢，与国家出血注资一样，并不能解决国有银行市场化的问题，国有银行应该先跟老百姓接触，再与国际大腕接触。“上市是海市蜃楼式的东西，是样板房，什么都是最好的，但却不能住。”他比喻说，“当然，海市蜃楼让我们开开眼界也是有好处的，但基础不在那，当务之急是要把样板房变成家居房。”
国有银行改革的实质是“市场化”，现在，决策者希望通过外部的压力，以“曲线救国”式的海外上市来达到让国有银行市场化的目的。当国有银行改革到达这个中转站之后，不能忘记最终的目的地，否则，它们面对的将是越来越多的“国际麻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