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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钟加勇浏览次数：更新日期：2006-3-30 11:20:19 字号设置：[ 大中小]

2005年对国有商业银行来说是“上市年”。经过多年的准备，以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为首的国有商业银行终于初步具备上市条件，展开了紧锣密鼓的“热身”准备。而6月28日中国第五大国有商业银行交通银行在香港挂牌上市“试水成功”，则正式拉开了上市热潮的序幕，从某种程度上也标志着中国的银行改革终于有了一个阶段性成果。
但这个成果的内容仍然遭到市场的普遍怀疑。比如，尽管监管层一再强调上市不是目的，可实践中一切围绕着上市展开的行动，已经使得上市实际成了银行改革的第一要务。现在，就市场而言，疑问最重的就是上市能否换来好机制？上市能否造就一家现代银行？围绕着这些质疑，本刊专访了深谙海内外资本市场的万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巍。
《商务周刊》：交通银行上市从某种程度上是大型国有商业银行上市的“试水”之作，不仅改革决策者在关注这个标本的成功，而且国外投资者也在考察中国银行业改革后的投资价值，交行此次上市的特点和意义究竟有多大？
王巍：我个人感到交行第一个到海外上市是一件让人振奋的事情。首先，这标志着国际资本市场开始接纳了中国国有银行业。海外市场深知中国经济正处在转型阶段，尤其最近一两年，海外资本市场批评中国的声音相当多。他们认为中国转型速度太慢，进而对中国市场化的模式也提出了很多疑问，特别是对中国的公司治理等等。
在这种相对不友善的环境下，交行作为第五大国有银行能被国际市场接纳，实属难得。更重要的是，交行并没有做大规模“外科手术”，没有像中建两行那样得到国家大量注资和强硬剥离不良资产，而达到了《巴赛尔协议》的苛刻要求。
现在看来，交行这种比较市场化的重组也给出了一个信号，就是银行要靠自身解决问题。这不仅给国有银行建立了一个参照系，而且对民生银行这样随后要去上市的股份制银行也起到了一个坐标的作用。所以说，交行上市代表着中国金融界“试水”海外资本市场，一方面可以测试我们的国有银行与国际银行差距到底有多大，另一方面也体现出整个金融改革在宏观上到了怎样的一个深度。
《商务周刊》：交行上市招股价和市盈率与同类公司相比是较低的，这种“便宜”是否对其他准备上市的国内银行、甚至建行中行带来了压力？压价是否会产生恶性循环？
王巍：价格不是我们单方面就可以影响的，价格是国际市场对银行内在价值的评价。在国内可以强制提高市盈率，但国际市场是一个充分供求的市场，准备上市的国有银行是价格接受者，而不是价格标准的制定者。所以如果一定要上市，与市场谈判，就应该既要在利益上争夺，更要学会妥协。
最忌讳的就是把价格当作国家使命的表达，一定要达到多高的价格，不然就是破坏国家形象，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等等。我们的历史经验表明，参与国际市场资源分配，绝不能将非商业因素掺杂在其中，否则会受到市场惩罚的。
即使现在的价格较低，但价格是成交价，不是期望价，而且经过讨价还价后的价格本身就是市场价格。这个价格对后面上市的银行肯定有影响，但现在只有有了它的8倍市盈率，才能给后面上市银行的价格定出一个参考值来。
《商务周刊》：就现在情况来说，交行未来主要的股东是财政部、汇金公司和汇丰银行，一个政府部门，一个部门色彩强烈的政府公司，一个图谋全面控股的国外战略投资者，这样的股改设置是否能实现有效的市场化运作？而且，这种股东结构是不是更容易产生矛盾？
王巍：我觉得如果实行比较流行的公司治理的话，它应当有实现市场化运作的可能性。公司治理就是股东不直接干预、不直接经营，股东要通过董事会，把自己的战略意图传导下去。而政府作为股东，其意见要通过汇金在董事会的表决形成整个公司的意见。也就是说，虽然可以理解政府对一些大企业的控制，但现在政府决定要转化为公司决定，不但需要操作上的技巧，更需要与其他股东谈判妥协。对政府来说，这将是一个受到约束的控制，这是一个不能忽视的进步。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公司治理能不能得到严格执行。不过，我觉得应该有这个信心。
至于不同类别股东之间的矛盾，不仅是交行，所有国有银行上市都会有矛盾和冲突，没有矛盾大家就不会搞公司治理了。所以，出现矛盾是正常的，尤其是股东之间的矛盾。即使政府，只要以股东的身份平等参与其中，就会面对各种各样的矛盾。
《商务周刊》：您对这两种控制欲都很强的利益主体的合作感到乐观吗？
王巍：我个人感觉交通银行这样的稀缺资源，和汇丰这样善于搞政治的银行合作，效果不如期望好的可能性存在，但合作成功的可能性更大，无非是效果快慢的问题。我更希望合作结果是，交行更具有本土色彩，成为区域经济上很有影响力的一个本土商业银行。如果10年以后交行成为汇丰银行在中国布局的一个棋子，那将是彻底失败。就像三大汽车公司，现在都变成了外资在中国的“桥头堡”，对中方来讲就是一个“输”。
《商务周刊》：结合交行，就现代银行治理结构的要求，国有银行上市能解决哪些方面的问题？哪些方面是上市也难以解决的？
王巍：上市对整个金融改革具有正面推动作用，这是毫无疑问的。但这仅仅是一个催化剂，并不能真正治愈中国银行界广泛存在的非市场化问题。我们的痼疾还要用其他措施来解决，催化剂最多是个“药引子”。中国20多年的改革，如果没有外部的压力从来不会成功。所以，虽然上市并不能解决问题，但由于上市会创造一个外部条件，用国际资本市场的压力来推动真正的变革，在这点上我是非常赞同的。
但是，我始终怀疑这些银行仅仅比照国际标准衡量够不够？中国的银行改革包括注资、剥离不良资产、引入战略投资者、海外上市等等措施都是针对国际标准而进行的。我认为国际化是重要的，不过首先要解决中国银行经营的市场化。我们现在国有银行服务的主要对象还是政府和国有企业，不是面对具体消费者和具体的市场化的企业，这就使整个基础建立在非市场化之上。那么，在非市场化条件下，即便它符合国际标准又能怎么样呢？它仍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银行。所以我说，首先要与市场接轨，然后再跟国际接轨。
极端一点说，中国20多年的金融改革走的是非市场路线，是精英路线。但是精英不等于市场，行长们再聪明，也是在权力结构之下按照自己对市场的感觉来制定政策，却无法取代市场。这就是我说的金融改革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建国后形成的金融管理军事化，1980年代改革后进入到了第二阶段。这个阶段的改革并不是市场型改革，而是精英设计。
精英们潜意识认为，金融应该这么搞才有价值，紧接着就设计操作。现在四大国有银行，一会儿注资、一会儿上市、一会儿剥离不良资产、一会儿要让外资入股等等，这么多年，中国金融的改革成了精英们的试验田。
我认为现在应该走到第三个阶段，要靠竞争形成中国的市场，在竞争中形成体系，在竞争中来完成中国现代商业银行的治理过程，而不是靠精英设计现代金融体系。一定不要忽略银行上市的一个根本使命，就是把整个经济基础建立在市场需求基础上，服从于消费者和企业的经济需求，而不是服从于政策。
在我看来，交行是一个好的趋势。现在要把交行这个“样板间”变成真正的家居住房。否则，“样板间”什么都是最好的，却不能住。
《商务周刊》：国有银行上市被称作“背水一战”，似乎把自己逼向了“华山一条道”上，您认为上市是不是中国银行业改革的惟一道路？
王巍：银行除了上市还有很多方式，比如可以私募。其实汇丰也投资了浦东发展银行，新桥也收购了深发展，都没有通过上市形式完成，这些都是战略投资。中国还可以选择合并，比如把中小银行合在一块，实现跨区域经营。另外，中国还可以把一些中小银行民营化。上市并非中国银行业改革的惟一道路。
但“背水一战”却是事实。中国金融的改革滞后于整个中国经济的改革，而且金融改革的攻坚相对困难，就在于许多经济改革成本形成的包袱都甩到金融业去了。中国金融业这么多不良资产，很多都是其他方面改革转型留下的。所以说，金融业是在别人纷纷走向“解放区”之后，它还在承担全社会的改革成本，这是改革晚的代价。
现在看来，无论从注资到不良资产剥离，还是从人才培养到邀请几十名国际知名人士做独立董事，最后上市，所有这些事情，都说明中国政府在尽一切努力，帮助中国的金融界迅速现代化、全球化。但是，我还是坚持认为，在中国目前情况下，除了坚持向国际标准看齐之外，还要更多地和中国老百姓接轨。没有这个接轨，其他东西都是“海市蜃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