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分置改革试点中的表现，让本已陷入困境的基金业遭受更多的质疑，它们还能担负起监管者要求的机构投资者大任吗？
首批银行系基金公司的问世，不仅意味着券商系基金公司一统天下的格局被打破这么简单。
7月5日，第一家由国有商业银行发起设立的合资基金管理公司——工银瑞信基金管理公司在北京开业。在谈及银行系基金公司对基金业的影响时，证监会副主席桂敏杰的话显得意味深长：“工银瑞信将使基金业的竞争更加激烈，优胜劣汰的法则将会体现得更加明显。”
在6月2日上证指数徘徊千点之际召开的第29次基金联席会议上，正是这位副主席对各基金公司老总做出强硬表态：“谁再砸盘，就是找监管。”
另有消息显示，证监会正试图直接插手基金的人事管理。各基金公司已经收到来自证监会的《基金管理公司督察长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和《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人员管理暂行规定》（讨论稿）。而《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管理办法》和《证券投资基金行业高级管理人员任职管理办法》已经于2004年10月1日同时施行。
这意味着，基金被越来越严密地纳入到证监会的监管之下。基金业近年来的超常规发展，正是有赖于相关部门不遗余力地推动，但随着市场地位的提升，基金们的操作行为与证监会所要求的维护市场的“社会责任感”之间的冲突也越发明显。
“龙种”长成了“跳蚤”
“过去大家把基金当作一个必须盈利的品种。基金管理公司最大的困难是，如何让投资者了解基金的收益和风险与时间的关系问题。基金投资其实是一个财富逐渐享受收益的过程。” 一位见证了基金业在中国成长历程的某老牌基金管理公司北京分公司总经理对《商务周刊》感慨到。
随着股票市场的持续低迷，基金业发展最主要的评判标准——股票型基金目前正陷入困境。根据基金业公布的半年报，截至6月30日，今年仅有42只基金的累计净值实现增长，其中股票型基金不到10只，而累计净值下跌幅度最大的超过了13％，累计净值损失超过10%的股票基金有8只。在104只可比的非货币型基金中，有七成非货币市场基金未能给投资者带来绝对收益。
对此，该名人士认为, 现在的情况是一个双向的再认识过程。“尽管股票基金的整体业绩不是很好，但与市场相比算不错。我们不能要求在股市平均亏损50％的情况下股票基金可以赚钱。平均来讲，这段时间股市下跌了30％，但股票基金跌幅只超过10％。”
然而，中国的基金业在诞生之初便被赋予了协助监管层规范市场的重任。在各界看来，以基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的壮大，意味着股权集中和流通股过于分散局面的终结。由于大量持有多至数百支公司的股票，大的机构投资者如果在上市公司一出现治理问题的时候就抛售股票，其损失会很大。正因如此，1990年代，美英等西方国家的机构投资者放弃了被动投资、用脚投票的华尔街准则，在对公司业绩不满或对公司治理有不同意见时，他们开口说话，并参与公司治理。这为国内通过发展机构投资者来提升上市公司质量的思路提供了具有说服力的证据。
1997年10月，随着《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出台，中国证券投资基金正式起步。当时的基金业获得了单独配售新股、新股申购只缴纳部分定金的特权，在管理层的政策高度倾斜下蓬勃发展。然而，随着2000年“基金黑幕”事发，基金特权逐步被取消。直到2003年《证券投资基金法》的通过，才使得“中国基金业发展进入崭新阶段”。
2004年的基金业出现了当时媒体形容的“井喷”发展。截至当年末，共有161只基金正式运作，净值总额合计3246.4亿元。7年来，按照中国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的统计，基金所持有的股票市值从34.18亿元增长到1600亿元，占股票市场流通市值比例从0.55％提高到14.55％。中国银河证券首席基金分析师胡立峰在报告中指出，A股市场正进行着一场“散户逐渐转型、机构逐步扩张”的格局演变，基金已经成为A股市场的“新兴贵族”。
但正如其他先进制度的移植一样，基金在中国特有的环境下正在发生某种变异。在巨大的业绩压力下以及随之而来的基金经理频繁变更下，长期投资逐渐变为一句空话。与此同时，随着市场地位的提升，基金手中可以用于与其他部门谈判的筹码越来越多。一些市场人士指责说，在近期股市持续下调的情况下，手握充裕资金的基金不但没有承担起股市稳定器的作用，反而加入了抛售股票的行列。在股权分置改革试点推出之后，基金的重仓股依然延续上半年来的大跌之势，其持有的仓位也呈现出下降趋势，由此引发了“基金故意砸盘”的猜测。
针对中国基金业的现状，有业内资深人士尖锐表示：“国外机构投资者想的是股市长远利益，中小散户反而是投机者。而在国内，中小散户是高位套牢，它只有长期持有，成了长期投资者。基金是想怎么能够赶快套利，成为了超级投机者。”
被限制的“投票权”
作为流通股的大股东，基金在股权分置改革中地位举足轻重。而在此项改革破题之初，就有很多普通投资者怀疑各大基金管理公司会受到政府管理层暗示或明示的影响，投票支持试点方案，从而操纵最终的投票结果，侵害广大普通股民的利益。
“由于基金作为机构投资者存在，又掌握了相当流通股份，在股权分置试点方案尤其是对价的确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副所长赵锡军对《商务周刊》表示。
6月17日晚间，国资委下发《国资委关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确定了国有控股股东最低持股比例。赵锡军由此认为，考虑到国资委在改革中的让步以及其保证国有股权在上市企业中的地位的要求，在股改对价支付方案的确定过程中，这些国有上市企业的流通股股东必须要为非流通股获得流通权付出一定代价。
他分析到：“基金的投资理念应该是对企业长期看好就会长期持有，因此在股权分置过程中，它们有可能牺牲短期利益换取股票的长期升值。但在某些压力下，它们也有可能采取非市场化的行为。”
根据北京颐合兴业投资咨询公司首席经济师张卫星的统计，在首批股权分置改革试点的四家企业中，基金分别持有三家方案获得通过的企业——三一重工（600031）、金牛能源（000937）和紫江企业（600210）31％、38％和18％的流通股比例，而在方案被否决的清华同方（600100）的流通股中，基金只持有3％。在排除基金因素干扰后，投票率大约在30%－50%之间的普通投资者对三一重工、金牛能源、紫江企业和清华同方方案投票赞成率分别为77.0％、42.5％、53.5％和54.5％。
“股权分置解决方案从出台到确定是一个谈判过程。”上述基金公司北京分公司总经理介绍说，基金公司在每个试点企业都设有一个研究员，负责对该企业方案作出判断。“基金管理公司是依靠持有人而存在，如果跟上市公司站在一起损害持有人利益，就会导致持有人的离开。”他坚持认为，尽管不能保证所有基金公司的公正性，“但总比没有这样一个机构去跟上市公司谈判要好”。
然而，随着股权分置改革步伐的加快，两市成交量持续萎缩。6月28日开始，上证指数“七连阴”，两市均呈现连续阴跌之势。
“现在的市场行情已经说明了一切。”胡立峰认为，各试点方案都没有考虑“历史因素”。
“非流通股股东过去从流通股股东身上攫取了太多利益，但现在的股权分置试点不讲社会公平，只有你死我活的利益争执。”他比喻说，“就像一个壮汉在弱者那里先攫取了10万，然后说我们谈判吧，你是要3万还是2万——其实所有的钱都不属于这个壮汉，他们就是要与弱者争利。”
在胡立峰看来，在股权分置改革中，基金还处于弱势地位。“从长江电力（600900）和宝钢股份（600019）的试点过程就可以看出，基金并不敢大声说话。只能说基金比普通投资者的分量要重一点，但改变不了同为弱势群体的事实。覆巢之下，岂有完卵？”
正因如此，胡立峰对基金在投票中的立场十分担忧。“基金在股权分置解决方案中怎么投票都可以，但是千万别被收买。”他认为，让人担心的是，“基金公司考虑持有人利益较少，而关注自己的利益较多”。
必须注意的是，虽然中国股市的“政策市”特色正在淡化，但政府在支持股市上再次祭出经济手段加行政手段的方式，管理层的决心不可忽视。
据知情人士透露，在第一批试点公司投票前，各个基金管理公司都感受到了来自管理层的压力，一位中国证监会的高层官员在亲自抓基金投票这件事，并在试点投票前专门召开基金管理公司的政策动员会。会上提出的具体要求是，一、要积极投票；二、要从有利股权分置改革的角度投票；三、投票权上收公司决策委员会，不由基金经理自作主张；四、不能卖出股票砸盘。最后，这位监管高层还强调说，交易所会对基金的各种行为进行监督。“想对具体方案投反对票的基金经理没有投票权，基金公司高层怕丢乌纱帽。”这位知情人感慨到：“这种投票还有意义吗？”
“用操纵基金投票来形成虚假的股权分置赞同率，从长期看本质上是打击股民的信心，打击股市的信心。”张卫星对《商务周刊》表示：“现在基金业已经陷入死局，基金越是为股权分置投票，投资者赎回的愿望越强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