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尽管有国际势力升值压力的鼓噪，但本质上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的阶段，中国有主动选择新的汇率机制的内在需要。过去十几年我国大力推行的引进外资、激励出口的对外贸易政策，给国内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做出了很大贡献，但以此为政策目标的汇率机制也积累了连年的贸易顺差和超常规的外汇储备，最终开始强烈影响到宏观经济运行的健康。
为改变这一发展模式的弊端和协调内外经济的平衡，需要加快改变汇率形成机制。央行此次主动“解冻”意义重大。调整汇率形成机制甚至可以说是国内经济政策的一个转轨：一方面可以帮助中国适应全球化、适应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另一方面，通过汇率政策等手段，有助于把现在中国依靠外需和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改变为内需推动、以内部为导向的增长方式，达到内部经济平衡。对此，本刊记者专访了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贝多广。
《商务周刊》：中国汇率升值是否会瓦解“双循环模式”？
贝多广：汇率起一些作用，我认为这些生产要素都应该走向市场化，让市场来决定，以前都是政府来控制的，但未来应该更市场化。现在升值走向多少对出口会带来一定的影响，问题在于以前都是鼓励出口，将来战略要有调整，当然这需要有一个过程，不能说内需机制还没建立起来，就把出口先“刹”掉了。它要逐步让这种出口的隐性成本能够反映出来，然后让更多的企业考虑国内的需求。
实际上，我觉得发挥市场功能是最大的核心，要把市场价格反映出来，而不要再继续扭曲价格，尤其是扭曲要素价格。过去由于这种扭曲，使该有的成本没有反映出来。比如以前投资过度，土地没有成本，资金、水、电的成本严重低下，显得投资好像很赚钱，但实际算入这些成本以后，很多投资甚至是亏损的。应该让市场真实地把价格信号反映出来，才可能有助于战略转变。
《商务周刊》：为什么说“中国造商品，美国发货币”的战略不可持续？这种模式到底中国还是美国占了便宜？
贝多广：这是个历史阶段，不能说谁占了谁的便宜，中国在目前阶段可能你的能力也就是这样的，就好像农民工进城，他也抱怨说为什么城里人赚得比自己多，但是他也必须经历这个阶段，可能要先站稳脚跟，到一定的时间再起跳。
中国过去确实需要经历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但到了现在，我觉得应该明智的、实际上也是自然而然的提出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还要一直给别人打工？我认为现在到了改变的时候，一是有了进一步的愿望，二是有了这种可能性。
《商务周刊》：如果坚持中国就是做世界工厂，这个模式可持续吗？
贝多广：这种模式有好的一面。中国因为人口巨大，需要解决就业问题，而中国制造最大的好处就是解决了相当一部分人的就业，尤其是加工业。沿海的工人，主要就是内地培训后的农民和农民的后代。
对美国来说，它买到了廉价的产品，所以美国最近几年没有通货膨胀，消费水平也提高了，这多少有一些“中国制造”的因素在里边。同时，它还可以利用中国的外汇储备，就是中国赚完的钱最后还要落入它的口袋。我们把钱拿出去买美国的国债只有5%的回报，人家投资进来设厂基本上是15％的回报，中间差了10％，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循环。
但反过来说，你说我们过去走错了吗？好像不那么简单。首先，我们一定要经历这个阶段，要不也没有外汇储备，没有这5%的回报；第二，这么多工人，也需要组织他们生产，实际上中国最缺的不是钱，而是组织生产。换言之，中国最缺的是专业投资的人，尤其是企业家的精神在目前的体制下还受到相当大的压抑。
实际上国外来的FDI真正起到的作用除了技术、资金外，就是它真正代表企业家精神来投资，把工人组织起来了，这就是它的贡献。实际中国并不缺钱，但是谁去拿这个钱去投资？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例子，比如西部地区，当地就很缺企业家，所以它就要引入香港、台湾和内地沿海地区的投资家去投资。
《商务周刊》：各地政府目前还在大量引入FDI，它们主要也是为了这个吗？
贝多广：它有历史演变，最早1980年代刚刚改革开放可能真是缺钱，因为当时我们的外汇储备太低了，而且储蓄当时是没有剩余，甚至国家还有赤字，等于是一个很低的温饱水平，这就需要外资推动。我理解当时是资金，后来才是技术和管理，再后来大家发现，这些还都是表面的东西，最关键是它带来了投资的理念，实际上也就是企业家，这个才是中国最缺的东西。
《商务周刊》：那么，现在中国是继续引入FDI的同时引入资本的效率，还是应该发挥我们本土金融的效率拉动内需？
贝多广：这不是一步到位的，原来那些吸引外资的政策不会马上退出舞台，它还会有它的历史作用，但主导地位会慢慢降低。等到中国金融的结构比较完善的时候，自然而然就会发生变化。因为中国自己的资金很多了，如果中国也有很好的金融机制，就能找到合适的投资机会，那时候FDI的成本也就会提高，不像现在这样，我们自己都是稀里糊涂的，都是它来捞外快了。
我们现在还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政府在里面发挥比较大的作用。本来是一个市场演变的过程，但是既然现在还是政府主导的话，政府就有责任来推动和引导这种变革的出现，搞得好也是政府的功劳。所以政府应该积极的站在战略高度来推进。
《商务周刊》：但是现在内外资合并税受到的阻碍，也表现出了我们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的摩擦很大。政府会不会有路径依赖，还是会继续大量引入FDI，然后依赖出口拉动经济增长并获得政绩？
贝多广：这个就是我们国家管理体制上一个突出的现象，每一个部门管一个领域，铁路警察各管一段。但我们讲宏观经济都不是讲部门，而是讲整体总量，可能这个部门做好了，但是别的部门受影响，最后加到一个总量上可能是吃亏了。这需要站在更高的战略高度来考虑问题。如果说所谓的宏观政策是交给一个部门来管的话，那肯定它是有片面性的。
《商务周刊》：中国金融如果要推动内需的话，您觉得哪几条最重要？
贝多广：比如依靠金融创新刺激消费，选择可持续的投资进行贷款。另外要调整金融结构，当然核心是国家要制定一个刺激内需的战略型的政策。这个可能是对国家整个经济模式的转换。这里面的问题不是就消费而消费，多发一点钱就消费起来了，实际上内需不足有很多制度性的因素在制约。所以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还是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文化问题，这就要做很多具体的政策性工作。实际上人们对收入的预期，对改革的预期，对养老保险的预期都会决定其今天的消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