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达的横空出世，是周小川的“市场化智慧”的又一次“灵光四射”，更是中国金融不良资产处置变局的开始
对历年形成的2万多亿元不良资产和再贷款，央行一直没有寻找到合适的“管家”去打理。7月溽暑之间突然出现的汇达资产托管有限责任公司，正有望改变这一局面。
汇达第一步的任务，只是帮助央行处置其过去在广东、海南和广西北海的上千亿元不良资产，能否真正成为央行再贷款的管家，就得看汇达的表现了。如果这笔上千亿元不良资产处置得漂亮，央行近1.9万亿元再贷款的管理人估计也就非汇达莫属了。
如果获准管理再贷款，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皆将因债权关系而匍匐到汇达的石榴裙下。汇达将极有可能一统现在和未来所有国有金融不良资产“江山”，与统御中国国有经营性金融资产的汇金公司并列，共同组成央行管理和改革国有金融资产的“左右手”。
汇达的前世今生
三里河东路5号中商大厦的偌大5楼，是汇达新装修起来的办公所在地。7月27日，银监会下发了关于汇达章程的审批件。由此，汇达完成了由光大资产托管有限责任公司的身份蜕变，改名汇达。发生变化的不只是将总部从广州迁到北京，还有获得像四大资产管理公司那样的税收优惠，标志央行这个真正的操盘者开始主导公司的运作。
光大资产成立于1998年12月，注册资本金1亿元人民币，其中，光大（集团）总公司和光大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分别占60％和40％的股权，最初光大资产董事长由光大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陈铁林出任。直到2001年9月，时任央行广州分行副行长的张光华成为光大资产的法定代表人，央行广州分行助理巡视员陈丽君为总经理。
汇达呈交给银监会的资料显示，原来的股东方已经做出了彻底的变更。在仍为1亿元的注册资本金中，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出资9000万元，信达的下属子公司——中润经济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出资1000万元。尽管股权中没有央行的影子，但从央行金融稳定局副局长张汉桥出任董事长、具央行背景的陈丽君继续出任总经理上可以看出，央行已经从幕后走到了台前。除董事长张汉桥、董事兼总经理陈丽君外，汇达高管人员中的董事安起雷和柳旭均为央行金融稳定局的处长，只有宋炎录和王黎青两位监事非央行人马。
由于信达资产管理公司由财政部出资，坊间估计，宋炎录、王黎青应是财政部派出人员。除央行之外，财政部也可以通过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对汇达实施一定程度的监控，这样一个搭配结构，使汇达既可以借道信达资产管理公司的牌照处置自身不良资产，同时又得以享受资产管理公司税收减免等特殊政策。
在最初关于光大资产体制变更的回复函中，财政部并不积极，提出了两点意见：一、光大资产专门处置与央行历史遗留资产负债问题有关的资产，不得参与处置与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有关的其他资产；二、光大资产必须于2006年底前完成资产处置工作并关闭清算。
但在后来的磋商中，汇达的职能还是按照央行的设想进行了微调。银监会对汇达章程的审批文件指出，汇达专门接收并管理和处置央行历史遗留的资产，对上述资产通过债务追偿、债务重组、资产置换、转让与销售、委托处置及其他方式进行处置，以最大限度地回收资产、减少损失。此外，汇达完成使命的日期也没有被严格局限在2006年底以前，而是含糊地表达为希望“尽快处置完毕，并关闭清算。”一位银监会人士向《商务周刊》分析，汇达不太可能在2006年底关闭清算，“因为很多诉讼案件的执行都至少要一年，而央行不良资产的一些债权官司都已经打了七八年了，至少也要两三年才能处置完毕。”
央行“插手”AMC地盘
之所以借道光大资产，是因为央行自己不能成立资产管理公司（AMC），而现实中，央行又迫切需要这样一个机构。1998年12月，作为专项清收央行广东省分行专项贷款中不良债权的光大资产应运而生。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间，在“强财政、弱金融”的格局下，央行曾发放过不少关系贷款，一些贷款的合同、权属不清，且主要集中在广东。此外，央行在海南亦有一些不良贷款，大多是90年代初央行的一些省市分行去海南炒房地产形成的。由于管理非常混乱，这部分不良贷款到底有多少，央行自己也说不清楚。1999年，央行货币政策司下成立了资产处置办公室，但各分行的不良资产并未就此统计清楚。当时统计出来的数字也就只有几百亿元，但有关领导认为各分支行上报的数额普遍低估。有鉴于此，有央行内部人士估计不良贷款总额可能高达千亿元。
虽然光大资产成立了上百人的队伍，但和央行的合作并不愉快，双方仅合作了一年多。据知情人士说，主要是央行对光大资产的资产回收效果不满意，决定自己亲自去加速处置这些像冰棍一样等不起的不良资产。而由于处置不良资产的成本高于收入，光大资产历年来持续亏损。工商资料显示，光大资产2004年的营业额只有590万元，亏损2256万元。
汇达的成立，是央行改变粗放的管理方式、建立集中统一不良债权管理体制思路的产物。中国工商银行今年6月25日处理的7000亿元不良资产，由央行金融稳定局操刀。有业内人士透露，一旦工商银行的这笔不良资产有拍卖流标的部分，汇达即准备出来吃进。然而，工商银行的不良资产被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一抢而光。
事实上，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对汇达的成立态度相当微妙。由于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从央行获得了5500亿元的再贷款，汇达将来一旦获得处置再贷款的资格，四大资产管理公司都将成为汇达的债务人，从而受制于它。
针对市场的议论，7月下旬，银监会监管一部主任阎庆民公开为汇达的出生解释说，汇达主要负责央行广东省分行历史遗留的专项贷款的清收工作，并不介入央行再贷款的处置及其他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处置。也就是说，现阶段的汇达，只是一家承担特殊任务的资产托管公司，在职能上与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有着本质的区别，并不像外界所认为的是第五大资产管理公司；在处置不良资产的过程中，央行的债权人身份也并不发生向汇达的变更，即不存在四大资产管理公司那样的债权转让问题，汇达只是帮助央行回收不良资产。
审计风暴动摇四大AMC
不过，央行在汇达公司设计上的苦心，似乎很难将其仅仅定位一个专项不良贷款处置的“打工仔”。虽然银监会对汇达的批文没有涉及再贷款的处置，但央行当初提交的汇达设立报告中确曾明确提到了处置央行再贷款的职能。多位业内人士称：“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现在如坐针毡。”
有专家认为，只要汇达能够快速有效处置央行的不良资产，获得央行近1.9万亿元的再贷款处置资格仅仅只是程序问题。正因为如此，一种说法目前在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中流传甚广：“国家审计署发表的对不良资产管理公司的审计报告，是为央行推出汇达做舆论宣传。”
在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6月28日公布的报告中，虽然对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着墨不多，但却足以振聋发聩（见本期封面故事报道）。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的违规问题，主要包括违规剥离和收购不良资产、违规低价处置不良资产、违规挪用资产处置回收资金为职工谋利或公款私存，造成回收资金损失。
虽然仅仅只是抽查审计，但审计署此次总共查出各类违规、管理不规范问题和案件线索金额715.49亿元，占审计抽查金额的13%。其中属于违规的有59.4亿元（包含银行的违规行为），占“问题金额”的8.3%；属于经营不规范的有573.9亿元，占“问题金额”的80.2%；涉及违法犯罪线索的有82.17亿元，占“问题金额”的11.5%。在查处的总共40多起案件中，涉及资产管理公司的共有8件，涉及案件金额共计3.68亿元。
表面上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违规和违法的金额并不是很多，且“都是剥离时的账面价值”。然而，审计署这样的界定，主要是因为没有相关的法律去考量资产管理公司的运作，才导致真正可以定性为“违规违法”的金额较少的缘故，并不说明其余金额的问题不严重。就是这些问题，仅从“三公原则”、“回收最大化原则”去判断，情节已属十分严重。在今年元旦前几天银监会召开的一个工作会议上，副主席唐双宁已经明确指出在资产的剥离和处置过程中确实存在“较多问题”，主要表现在“联手造假”、“内部交易”、“关联交易”、“随意评估”以及“假招标、假拍卖”等方面。
四大资产公司对审计署为汇达造势的担心也不是没有道理的。7月13日，央行行长周小川在“中国改革高层论坛”上直斥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中存在“以权谋私”。周小川说，最近，资产管理公司出现了不少问题，特别是处置价格、以权谋私、利益输送等问题突出。他认为，对于不良资产的处置，参与主体仅靠四家资产管理公司是不够的，需要吸引私人的、外资的处置者进入市场。
周小川突出强调了处置不良资产的“冰棍效应”。他说，在多数情况下，处置不良资产拖得时间越长，回收的价值就越小。但处置快了，也会面临“为何不多收回一些”的质问，关键是要把由竞争性市场中得出的公允价格作为合理的处置价格。这些目标的实现，要对市场参与主体有财务上的硬约束才行，即财务制度完善、产权关系清晰且其内部有正向激励机制。而建立激励机制，又需要国家有一个资产处置的回收底线，在底线基础上建立一个多收多得的递增的激励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