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认为，面对竞争，由于国内银行将主要精力放在上市上，治理结构和经营方面的改革进展缓慢。各级管理人员的“官员”色彩仍然浓厚，而在授信方面也仍大多奉行“唯所有制论”、“唯规模论”，严重制约了金融产品的创新和新的竞争形势下银行业务战略转型。

    “尤其应该给予关注的是，由于各总行纷纷上收业务、利率等定价权，经营战略上采取向大客户、优质客户、大城市和总行集中的‘四集中’策略，加上基层行职工收入低，考核机制不尽合理，最终造成改革压力下移，基层员工人心浮动，基层行缺乏活力。”在他看来，这大大损害着中资银行在商业网点上为数不多的竞争优势。

    按照他的估计，就目前情况而言，国家已拿出价值1800亿美元为银行改革保驾护航，3－5年国有银行的账面表现应该不错，但他警告说：“如果这期间内功没有练好，以后的情况就很难说了。”

重校银行改革

    3月8日，在高层的支持下，总资金达2200亿的社保基金先后斥资各100亿元人民币，入股即将上市的中国银行及中国工商银行。银监会的解释是“让国内的老百姓来分享我们改革的成果”，尽管未能获得境外战略投资者那样优惠的条款或特殊保护，但这也算是“亡羊补牢”。

    更重要的银行改革“调校”来自3月16日正式公布的“十一五”规划纲要。这份未来5年国家发展“指南“再次明确指出，上市只是“推进国有商业银行综合改革”的途径之一，重申银行改革的目的是“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健全内控机制，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股份制银行”。

    按照近日《国务院2006年工作要点》的具体部署，2006年的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目标“校正”在“规范公司治理结构，完善内控机制与管理制度”上；而以银行为主的改革重心，落在了“深化农村金融改革”和政策性银行、邮政储蓄改革上。这些细微的变化，体现出高层在银行改革问题上更加谨慎的态度。

    近日，在一份详细分析当前银行改革进程如何继续推进的官方文件中，《商务周刊》看到了更具体的“调校”思路。文件指出：改革要在所有者结构、公司治理结构上下工夫，国家花钱一定要“买”到机制；要尽快取消银行内部行政官员级别制度，真正实现从传统经营体制向现代银行制度的跨越。

    文件特别指出：“商业银行改革，并非都要走‘引资’一条路，也不要用一个模式（重组－引资－上市）套用所有商业银行改革。银行不要都急于上市，对已上市的应耐心观察一段时间，并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后再逐步推进。对大型国有银行要保证绝对控股权。”

    对于引资，文件明确要求，严守外资入股中资银行的政策底线，准确把握对外开放尺度和节奏。该文件所称底线，就是外资股东持股比例上限为20%，多家外资股东持股合计比例上限为25%，任何外资银行入股中资银行不得超过两家。

    文件提出，要高度关注并妥善处理引资过程中资产评估过低或引资成本过高的问题，防止国有金融资产的流失；严密监控并采取措施有效封堵外资金融机构通过参股中资银行，实现对派生金融机构的实际控制，进而“合法”逃避监管的行为。

    显然，这些思路将会逐渐深入到下一步的改革当中。

    两会期间，人大代表、中国金融学会副秘书长秦池江就当前银行改革出现的诸多新问题和新争议对记者指出：“国内银行引进外资股东，也不能说银行业的主动权丧失了。外资进来，如果从正面理解，它有促进作用。但是，成功率有多大？是否引进一个就成功一个？是否外资都是一心为公的？”

    他提醒，应该鼓励和支持银行改革方式的多元化。在这位银行界老资格专家看来，国内已经有不靠引进战略投资者、依靠自身力量实现一流竞争力的实例。“招商银行就是代表。”他说，“一样重视借鉴国外先进经验，但它选择雇佣外脑为其打工；一样积极推动上市，但它更注重修炼‘内功’。”

    “打铁还需自身硬。”秦池江告诉记者，“金融业改革，不要轻视本国的人才，不要轻视自己的智慧，不要轻视群众的创新精神，不要以为那些模型公式就是好的，不要以为产权制度改革解决了，就一切解决了。产权改革是很重要，但不能解决一切，管理同样重要。”

    4月1日，浦东发展银行发布公告称，经国资委、银监会、证监会等监管机构批准，以上海国有资产管理公司、上海久事公司、东方国际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国鑫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为首的25个非流通股股东，集体向上海国际集团和上国投转让浦发银行股份。最终，上海国际集团仅花了17.721亿元现金获得33.895%股权，控股浦发银行。

    按照浦发银行董秘沈思的说法，即使完成股改，这一比例也将高于花旗银行未来在浦发银行可能达到的19.9%，毫无争议地成为浦发银行的第一大股东，他透露：“（上海国际集团）还将长期持有浦发银行股份，并将在适当时机进一步增持。”

    这其中包含的深意不得而知，最后达到的效果同样难以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