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市场原教旨主义”开始走下神坛的2005年，改革者正在追求思想理论和实践行动的自主性、现实性和实用性 

    “我个人的感觉是，中国的改革发展无论是观念上还是行动上，正在或者说已经发生了重大的转变。”12月1日晚，伴随着耳边中央电视台播发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位与会的官员告诉《商务周刊》，“此次会议体现出的指导思想与上届政府相比、甚至与2004年相比，呈现出了全新的思路。”
尤其令人瞩目的就是“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在他看来，前者说明农村改革经历近20年的边缘化后重新成了改革的重心所在，后者标志着在技术发展上依赖引进的思路发生了重大修正。
“贯穿其中的逻辑主线就是，改革更加注重全局的平衡和尊重中国发展的现实。一些‘削足适履’的改革闹剧可能要歇一歇了。”这位参与制订“十一五”规划的学者型官员向《商务周刊》概括到。
“改革的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他说。
 
来自中南海的新动向
就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3天前的11月25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进行了第26次集体学习，内容是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与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根据新华社通稿，观察家们着重关注了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发言中谈及的两点：
其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紧紧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题，准确把握时代特征和中国国情，认真研究和回答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其二，中央决定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坚持基础理论研究与现实问题研究结合起来，“造就一批学贯中西、在国内外有广泛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家”，使其“成为对祖国对人民有贡献的学问家”。
对此，一位知名经济学家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第一反应就是——“这是不是中央对最近刘国光所发表观点的回应？”
在今年7月15日的一次演讲中，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刘国光对“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经济研究和经济决策工作中的渗透表示忧虑，认为一些教育和研究领域的领导权已经易手于“西化色彩很浓的人”的手中，甚至提出应对领导职务进行检查，“是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不是就换……因为不仅仅是教育系统，包括国家的财经系统的一些领导岗位，特别是一些研究机构的领导岗位，还掌握在非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参见《商务周刊》2005年12月5日第22期封面故事《重组改革》）
将此归结成回应，显然是一种下意识的简单推理。问题的本质不在于中央领导集体学习的内容，而在于为什么要学习这些内容。
11月26日晚，在一次酒会上，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用他惯用的幽默在祝酒时说：“我看在座的真正的经济学家就不止五位。”引来一片会心的掌声和笑容。但这无法释缓国内“主流经济学家”在公众面前遭遇的集体质疑。
7月以来，伴随着原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在卸任前的最后一次公开发言中对教育产业化的激烈抨击，已成众矢之的的教育体制改革遭遇致命一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葛延风等人的《对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评价与建议》，也直截了当地指斥医疗体系改革是失败的；事关国资改革是否造成国资流失的“郎顾之争”，最终以顾雏军入狱而收尾……倡导以产权为核心的市场化改革、并通过言论和政策参与掌控话语权进而影响改革进程的“主流经济学家”们，整体陷入一场空前严重的公众信任危机之中。一些人甚至情绪化地把他们视为富人代言人，“无视公平只求效率，漠视穷人利益”。
10月底以来，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和武汉大学经济学教授邹恒甫分别对国内媒体发表了“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和“国内经济学家大多不入流”的评论，更为公众的不信任提供了足够的注解。
热衷产权和市场的“主流经济学家”们遭受的这种不信任，乃至互联网上占压倒性多数网民的漫骂，不可能不被关注民意的中央所了解。甚至，因为直接掌握和操作体制改革的实践，高层领导比单个公众更清楚改革中市场和产权作用的长短优劣。
一位曾经到中南海讲课的学者在与《商务周刊》的一次交流中指出，新制度经济学家们在讲产权和市场的时候，往往有意无意地遗漏了人的行为以及隐藏在其后的利益关系。“这些年的很多制度改革使少数人受益，多数人受损，这已经是客观事实。”他说，“转轨中产生的既得利益者‘恰当’地利用了制度重新安排的机会，加上自己强大的决策影响和游说能力，在改革中加进了自己的‘私货’，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一个时期的社会不公正、不公平，甚至扭曲了改革的初衷。”
尽管他不相信所谓的“新自由主义”或者这样那样的学者会有左右一场改革的力量，但他认为，某种程度上“产权崇拜”和“市场万能”在诸多改革中的负面作用，已经引起了中央的关注，“胡锦涛在集体学习中对经济工作者提出‘努力成为对祖国对人民有贡献的学问家’的寄语，实际上已经间接批评了一些学者”。
 
一个“海归”的改革经历
事实上，在刘国光所说的“西化色彩很浓的”经济学家内部，对评判市场和产权在改革中的作用也有着独立的判断。
11月21日，在古色古香的朗润园，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副主任李玲接受了《商务周刊》的采访。作为前世界银行政策研究部医疗改革顾问，在2003年非典肆虐的非常时期，李玲放弃了美国马里兰州Towson大学经济系副教授的终生教席，回国执教。
这位目前国内为数甚少的卫生经济学研究者认为自己2003年回国是很恰当的时机，因为当时国家卫生部正准备推出全面的医疗体制改革，重点就是明晰产权，将医院卖掉。
按照当时由卫生部制订的一份未公开的《医院体制改革指导意见》，“以前隶属于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的医院的剥离工作，必须在2005年以前完成……各级政府将只保留一两家提供基本医疗服务的大型医院，其他医院将逐步对业外资本开放。”中国医师协会一位肖姓职员更曾向《商务周刊》透露，根据“上面的精神”，到2005年底之前，北京的医院要“卖掉”100家，上海“卖掉”一半，全国其他城市保留一两家公立医院，其他全部改制。大量社会资本因此闻风而动。据2005年初的报道，有至少百亿的民间资本和外资在伺机介入医院改制。（参见《商务周刊》2005年8月5日第15期《<医院体制改革指导意见>意外失踪》一文)
“卫生部当时准备推出的计划，就是期望利用市场功能来推进医疗体制改革。”这种情景，引发了“海归”学者李玲的强烈反应。
“我在国外做了多年相关研究，一回国就极力反对这场即将开始的医院产权改革。”李玲说，“国内似乎将产权和市场合二为一了，好像利用市场机制首先就要明晰产权。实际上，中国的医院产权没有什么不明晰的，几十年都是国家投资，就是国家医院。”
身在被誉为中国“市场派”发源地之一的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李玲通过各种渠道向政策制定者表达了对这种改革的担忧：“从医疗卫生改革的目标来说，矛盾的焦点是看病贵、看病难，产权改革只能解决看病难，而我国的现实情况是极低的人均收入，看病贵的问题只会更严重。这是不可能靠市场解决的，美国已经给我们提供了太好的教训了，美国医疗市场主要由私人主导的，产权很明晰，但缺点就是太贵。”
“国外和我们自己都曾有许多有效的经验可以借鉴，为什么只相信产权理论？好像产权一试就灵。市场我们从来没有放弃，但市场只是资源配置机制中的一种而已。”多年对欧美医疗体制的研究使李玲认为，其实“贵”是最大的问题，中国的卫生部门期望通过医疗改革建立一套医疗保险体系，但现阶段中国显然负担不了如此庞大的保险体系。
尽管她的很多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同事并不同意李玲的观点，但她依然坚持，“在社会变化巨大的转轨时期，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人均收入低下，要给广大人民群众提供医疗服务，靠市场肯定达不到。”
李玲认为，其实中国自己曾经创新过切实有效的办法。“上世纪50—70年代，中国的农村合作医疗为什么能够成功？其精髓不在于建立一个保险制度，而在于依靠互助，通过赤脚医生直接提供医疗，不但低成本，效果也好。”她认为，新型的、配套的低成本医疗供给体制，赤脚医生应该是一个方向。“政府养个村医，负责给村民提供最基础的医疗服务，其实花的钱可能更少，效果更好。”李玲当即将自己的留学人员启动基金课题申请为“新农村合作医疗”。
在李玲看来，政府现在已经基本上放弃了两年前的思路，并越来越认识到政府在公共产品上应该起主导作用。“我们的呼吁和从比较经济学理论上做出的判断起到了一点作用。”对此，她甚为欣慰。
回顾两年来自己对中国改革进程的切身观察，在美国受过严格西方经济学学术训练的李玲强调：“教育、医疗这些公共产品，是市场失灵的部分，必须由政府负责。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曾经是公平性最好的社会，但过去20年的改革我们似乎走了一个极端，只考虑效率，不考虑公平。而毕竟，一个社会最重要的是人的快乐和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