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长狠批“市场万能”
不仅学者们开始反思“唯市场论”，一些身处改革最前沿的官员言辞也变得激烈起来。
几乎就在11月25日中央集体学习的同一时刻，距中南海一箭之遥的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上，科技部副部长刘燕华发表了一篇颇为语惊四座的演讲：
“有一种说法，叫做以市场换技术，他们认为，只要市场开放了，技术也会随之而来，通过招商引资可以获得大批技术。可是事实怎么样呢？事实证明这种路子根本就走不通，这种说法有些自欺欺人。”
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刘燕华列出了这种“市场万能”指导思想的“四大原罪”：“第一，市场是有限的，一旦让出去了，夺回来十分艰辛；第二，让了市场并不见得会得到技术；第三，让了市场则废掉了自己的技术；第四，让了市场又缺乏核心技术，有可能发展成为依附型国家，最后受制于人。”
他以命运多舛的汽车制造业为例。“以前上海、长春都有汽车生产能力和一批研发队伍，但为了引进德国大众，中国自己的品牌给废掉了，研究队伍、研究平台也不要了，形成购买一套生产线生产一批汽车，然后再购买一套生产线、再生产一批汽车的情况。中国的汽车生产技术和能力就在这种壮士断臂之举之下被废掉，直接导致目前中国汽车市场90％已经被跨国公司所占领。”
刘燕华的幻灯片上打出一句话，“只有技术独立，才有经济独立，最后才有政治独立。”他痛心地说，汽车行业曾经对市场的迷信，最终“原有技术也丢了，新的技术又不掌握，真正成了依附型的汽车工业”。
面对市场的“误导”，比刘燕华更愤怒的要算10月28日刚刚退下来的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这位被誉为2005年“敢说真话的高官第一人”，对把教育这个公共产品进行产业化的做法充满了忧虑：“教育是一个体现社会公平的最重要的部门，教育是一种崇高的公益事业，对凡是能够接受教育的人都要提供教育。所以将教育产业化违背了我们的办学宗旨，也直接违背了人民群众的利益。”
但张保庆面对现实也很是无奈，“我不能否认，教育产业化的思潮在一些地方、在一些领导者那里、在一些学者那里是有的，有一些人现在都在鼓吹这个东西。我最近看到有个别地方把好的初中、好的高中以改制的名义卖掉了，变成了高收费贵族学校，普通人家的孩子上不起，这就是这种错误思想的直接后果。”
同样，医疗体制改革中的市场化操作产生的影响，卫生部部长高强也很清楚：“公立医疗机构运行机制出现了市场化的倾向，公益性质淡化，出现了主要靠向群众就诊收费维持运行和发展的状况。有些医疗机构盲目追求高收入，甚至为了追求收入而损害群众利益。”
在他看来，这些年的改革，无论是对政府还是对市场的作用，在理解和实践上偏差都甚大，“在欧洲发达国家，医疗卫生费用的80%—90%由政府负担。即使是美国那样市场经济高度发达、医疗卫生服务高度市场化的国家，政府卫生支出也占到整个社会医疗卫生支出的45.6%（2003年）。而我国这个比例却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30%以上，一直降到2000年的7.7%，甚至在2003年抗击非典，也仅占8.4%。”
“发展卫生事业需要引入市场机制，既不能太超前，也不能太滞后，更不能把维护人民健康的责任推向市场，推给社会和居民。在任何情况下，不能把医疗服务变成牟利的工具。”高强指出，一度把医改理解成“卖光”、“改净”的市场化思想，损害了中国医疗体系的发展。
相比刘燕华所处位置对汽车行业发展的“鞭长莫及”，和张保庆卸任的无奈，刚刚扶正为部长的高强，表示将依照中国的现实主动“实战”下一步医改：“欧洲的高福利型，我国政府背不起；美国的社会保险型，我国居民缴不起。中国的医疗服务体制改革必须走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这条道路，在他看来，是“坚持政府在加强领导、增加投入、制定政策、严格监管等方面的主导作用”，而引入市场机制，则“坚决不能忘记卫生事业必须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一本流传于高层的书
相比2004年的宏观经济运行的激烈变化，2005年的些许平缓给了政府和民众自我反思的空间：经济运行一度失控的危险，让政府认识到了提高市场经济驾驭能力的迫切和重要性；而改革对效率的追求，在“市场万能”的催化下直接损伤了公正，使民众正在情绪化地把改革与不公平联系在了一起。
所有这些让2005年变得格外敏感。无论是十六届五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召开，还是以张保庆、李毅中、高强、潘岳、刘燕华和李金华等为代表的部级高官公开直斥时弊，在事件表面的不相关下面，暗藏着一条贯彻一致的逻辑内线：这就是在“市场原教旨主义”开始走下神坛的2005年，改革者正在追求思想理论和实践行动的自主性、现实性和实用性。
这其中，一本书所阐发的思想正在静悄悄地放射它的能量。
据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的同事孙广振回忆，在杨小凯生命的最后一年，“小凯对其多年来推崇备至的哈耶克的‘自发秩序’有所反思，知识背景之一即是奥尔森身后出版的《权力与繁荣》”。
事实上，比杨小凯发现《权力与繁荣》更早一点的时候，这本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公共选择理论主要奠基者曼库尔·奥尔森的遗著，就已经被介绍和流传在中央高层领导的手中。作为奥尔森的弟子，著名学者张宇燕在该书中文版序言中这样解释了《权力与繁荣》的思想：“繁荣来自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后者源于每个人的劳动创造和巨大潜在的得自贸易之收益的实现；以上又导因于分工与交易的深度和广度，而后者又滥觞于个人权利、特别是财产权利受到保护的程度；能够实施有效权利保障的唯有政府，因为只有政府才拥有垄断性的强制权力或暴力。”
奥尔森认为，鉴于政府既由人组成又不可避免地受到某些个人和集团的影响，它是个人权利受到侵犯的最大威胁。因此凡是协调好政府强权和个人权利保障之间关系的国家，便会走向繁荣，反之则衰败。这样，经济上的繁荣与否的问题便转化为政治权力形成与运用是否得当的问题。
为此，奥尔森创造了一个高度浓缩其长期增长理论的概念——强化市场型政府（market-augmenting government），即一个政府如果有足够的权力去创造和保护个人的财产权利，并且能够强制执行各种契约，与此同时，它还受到约束而无法剥夺或侵犯私人权利，那么这个政府便是一个“强化市场型政府”。
按照奥尔森的理论，“强化市场型政府”产生的逻辑和条件是共容利益。某位理性地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人，或某个拥有相当凝聚力和纪律的组织，如果能够获得特定社会总产出增长额中相当大的部分，同时会因该社会产出的减少而遭受极大损失，则他们在此社会中便拥有了共容利益。
共容利益给所涉及的人以刺激，诱使或迫使他们关心全社会的长期增长。因此，只要存在共容利益，即使是早在封建君主专制国家，统治者都会尽可能地保护个人权利，按照最优税率对臣民征税，而不会涸泽而渔，以避免损害其收入长期最大化的目标。
值得注意的是，在奥尔森笔下勾勒出来的“坏政府”，残暴、背信、欺骗、狂躁、分裂、好战、贪婪、骄傲以及虚荣；相反，好政府则智慧、和平、正义、信念、仁慈、高尚以及和谐。联想到新一届中央近年来提出“三个代表”、“保持先进性”，宣扬“和平崛起”，主张“和谐社会”，强调“执政为民”，以及对腐败分子“见一个查处一个”等思维，某种程度上暗合了中央高层对“好政府”的执政追求。
“奥尔森提到发展中国家时，指出其落后的最大挑战不在于资源或资本的匮乏，而在于他们很难组织起大规模的分工、交换等市场活动，特别是高质量的政府活动”。在张宇燕看来，目前中国最重要的不是两极分化问题，而是如何在保障个人权利基础上，健全基本的生活保障问题，“社会主义长期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而初期阶段的目标应该是让全民享有最基本的生活保障，提供充分的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
 
回到现实主义道路
中国改革所走的这样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表现出了中国人的务实精神和智慧。上述那位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官员告诉记者，“谁都清楚，继续维持僵死的中央计划体制实属愚蠢之极，而一步迈入成熟的市场经济又无异于‘空想资本主义’。换言之，无论是走哪条路、如何走、还是走多远，都要看具体的条件。”
“如果说改革前我们吃过大的苦头，那么苦头主要吃在刻板地按照别人给出的条条框框来设计自己。今天，面对市场或者产权，一样有这方面的教训。”在他看来，这样的结论并非否定市场经济的一般原则，“而是应该认识到中国改革取得一些胜利成果的经验，一般原则与不同时间和地点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那么，什么是中国？中国目前处在什么样的状态中？”张宇燕告诉记者，“中国大概是这么一个国家，要在相对很短的几十年内完成发达国家上百年才完成的事情。”他指出，中国目前同时在干4件大事：
其一，消除封建半封建的社会意识和社会形态，实现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向一个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国家的转变。这个过程，西方国家从英国光荣革命算起，花了几百年时间得以完成，日本也用了近百年的时间进入工业化国家。而中国从1949年算起，到现在50多年，期间还有许多干扰，想再用一二十年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个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