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实现计划经济平稳过渡到市场经济。这与第一件大事有联系，但又有很大不同。工业化还有前人怎么做，大致知道路怎么走，甚至计划经济也曾经有前苏联可以模仿怎么做。而现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前无古人，没有什么可以效法的样板；
其三，从人治的社会传统向法治社会转变。不是说以前没有法，而是今天法律的精神、内容和形式和中央集权条件下的法有着巨大的差别，且其中还包含着向国际接轨的意义。中国这个历史悠久的领导权威型社会向制度权威的过渡，也是前所未有的大事；
其四，从一个相对封闭的国度向一个开放的、不断提升开放档次和提高开放质量的国家转变。
“中国现在同时干这几件事，出现问题很正常，没有矛盾、没有困难才是难以想象的。” 在张宇燕看来，要解决这些大事业中出现的问题，一个强大而有效的“强化市场型政府”是必要条件，“甚至可以说，所谓现代化的过程，实质就是建立一个最有效强化市场功能的政府的过程。这与中国当前发展的历史逻辑和客观条件是分不开的”。
至于市场制度，无论是政府、还是学者和民众，在情绪激烈和自我反省的2005年岁末，或许都应该温习牛津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格雷在其《自由主义的两张面孔》一书中的阐述：“市场制度绝非普世制度，市场制度中的人类自由的合理性在于它们满足了人类的需求。如果它们不能满足人类的需求，就有理由改变它们……事实上，无论是对每一个社会而言，还是对一个社会中的每一种情况而言，都没有一种最佳的市场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