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据媒体报道，中国鞋业协会副会长章利林此前曾公开称，中国鞋企今日的被动局面，是源于“当初入世谈判的疏忽”：由于制鞋业是冷门行业，在入世协议中，没有专门就鞋企的市场经济地位进行谈判。
“说句良心话，此次鞋类反倾销事件，国家商务部不可谓不重视，与欧盟的谈判沟通也不可谓不努力。”全国律师协会WTO专门委员会副主任李圣敬认为。但努力的结果却并不尽如人意。
根据欧盟的工作程序，原定2006年1月24日，欧盟将就中国皮鞋反倾销案件作出初裁决定。1月9日，商务部副部长高虎城率领中国代表团前往欧盟总部布鲁塞尔，与欧盟方面就中国鞋反倾销问题进行磋商。1月10日，高虎城先后与欧盟委员会贸易总司戴维·奥沙利文和欧盟贸易委员曼德尔森举行了会谈。中国政府的积极磋商，使事态的发展似乎有了回旋的余地，1月12日，从欧盟方面传来积极信号，欧盟不会在当月底或2月初就反倾销问题做出初裁。但与此同时，欧盟委员会也拒绝了承认中国13家鞋商的市场经济地位。
3月23日，欧盟方面最终作出了分级征收20%以内反倾销税的初裁。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崇泉随即表示，欧盟不给与中方企业市场经济地位“缺乏公正性、合法性”，商务部也就欧盟的不公正裁决多次向其提交抗辩材料。但这些都没有改变欧盟的决定。
然而，据媒体报道，就在高虎城访欧前后，运动鞋巨头美国耐克公司也在频频与欧盟的官员进行接触。耐克在欧盟总部布鲁塞尔设有一个专门机构，负责对欧盟进行政府公关。凑巧的是，欧盟此次初裁却将运动鞋排除在反倾销措施之外。
“很明显，欧盟方面这次反倾销，和鞋本身、经济本身无关的诉求太多，商务部作为一个部门，它的手段还是有限的。”李圣敬认为。
行业协会和商会的期待
与其他反倾销应诉不同，此次鞋企在鞋企市场经济地位被否决后，还积极组建了多个“应对联盟”，希望通过无损害抗辩的形式维护自己的权益。
2月8日，以广东省的外资制鞋商为主体的“欧盟对华鞋产品反倾销应对联盟”（简称广东联盟）自发成立。目前，该联盟已确定了由15家企业组成的执行委员会，并扩大到150多家企业参与，筹款300万元，用于聘请律师和最权威的欧洲调查机构，联合进行无损害抗辩。
3月8日，继广东联盟后，广东、泉州和温州三大制鞋重镇的行业协会又发起组建了“欧盟反倾销应对联盟”（简称三地联盟）。三地联盟由中国三大主要制鞋基地的行业协会、商会发起，声势浩大，也理应具有权威性。《商务周刊》向联盟发起方，温州鞋革行业协会秘书长朱峰了解联盟的具体内容，是否组建了组委会和执行机构、以及下一步的具体工作计划。但朱峰表示，下一步工作还需要政府机构的统一协调，“因为三个地方要统一行动，我们地方协会很难领导”。据记者了解，三地联盟目前只发表了一个宣言，尚没有开展任何实质性的工作。
“中皮协已经打过电话，希望以广东联盟为主体，一个窗口对外。”朱峰说，“广东的出口量占全国首位，被调查的13家企业他们占了一半以上，由他们领头也更有号召力。”
中国皮革协会一位人士却悲观地告诉《商务周刊》，三地联盟想发起无损害抗辩，恐怕“难以取得实质性作用”。“组织无损害抗辩是要经费的，这次他们联盟也是希望能获得国家的资助，有些地方为了调动中小企业应诉积极性，有这方面的资助政策，但他们这次并没有得到资助。”该人士说。
全国律协WTO专门委员会副主任李圣敬则认为，即使不存在客观资金限制，三地联盟也难以协调作战，因为三个地方的产业结构不一样，这次反倾销过程中的受害程度也不一样。他介绍说，珠三角地区生产旅游鞋比较多，产品档次也比较高，受影响程度较小；温州皮鞋多，影响程度大；泉州中小企业多，受害程度应该是最高的，但是中小企业应诉率低。他认为：“三地的利益诉求都不一样，很难协调作战。”
“无损害抗辩应该是由商会或行业协会发起的，而中国的鞋革行业有明显的区域差异，需要全国行业协会和商会组织的统一组织。” 李圣敬认为，三地联盟的搁浅，说明了目前行业协会力量薄弱的现实。
但中国皮革协会的卫亚菲则也有苦水。“面对反倾销，我们行业协会只能代表行业发出声音，其他实质性的工作做不到，”她欲言又止，“我们也想过成立全国性的联盟，但是……我们只能通过行业协会这个平台来发出声音。”
和三地联盟一样，全国行业协会要组织联盟进行无损害抗辩，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资金问题。广东联盟通过企业共同出资，募集了300万元抗辩资金。而作为全国行业协会，中皮协却担心没有资金来源。
李圣敬指出，中皮协的尴尬根源于我国行业协会法律地位尚不明确。在西方国家，商会和行业协会都是由企业自发组建，完全市场化运作。商会和行业协会就是为维护会员企业合法利益，为企业提供服务的，会员企业自愿入会，自觉遵守商会或协会的规则。而中国由于历史原因，商会、协会是由以前的政府组织转变而来，不是企业自发组织，在企业中缺少代表性和号召力。另据知情人士透露，广东、泉州和温州地方协会组织联合发起的反倾销抗辩联盟，事先并没有向中皮协打过招呼。
卫亚菲告诉《商务周刊》，行业协会现有的权限很有限。国家现行的《反倾销应诉规定》中，组织企业应诉的牵头单位是商会而不是行业协会。“可是商会一直接触贸易工作，对行业状况了解少，在应诉工作中具有局限性。”卫亚菲指出，相对了解行业情况的行业协会则又不具有组织反倾销的合法性。
卫亚菲透露，新的《反倾销应诉规定》已经在酝酿之中，新《规定》有望将行业协会与商会并列，同时具有组织应诉的权力。
“商务部应该进一步放权。每年中国遭遇的反倾销诉讼好几十起，涉及各个行业，如果单靠商务部的力量根本应付不过来。”卫亚菲指出，“商务部必须发挥商、协会的力量”，促进信息流通，加强行业指导。
在反倾销六方会谈中，奥康集团总裁王振滔作为企业代表，也提出了对商、协会的希望。王表示：“商、协会与政府之间的被管辖关系和合作关系，应转化为一种以合作为主的新型关系。”他希望商协会在开展产业损害调查、建立反倾销信息系统和预警机制、加强行业自律、维护行业利益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