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买房运动”实质是 对公共政策的不满
《商务周刊》：现在中国房地产开发模式的确难以为继，有人就提出了“不买房运动”，您认为这背后有什么样的内涵？对于这一点，您和一些持市场至上主义观点的朋友有什么不同？
赵晓：很多人认为提出“不买房运动”的这个人是傻瓜，说你不买以后房价会更高。在我看来其实说这话的人才是真正的傻瓜。为什么？因为不买房不是一个人的消费决定，而是一个公共政策的行动。他是表示对公共政策的不满，不是表示他要不要买房这个个人的商业决定。今天这个声音还很微弱，但是表达出了社会民众强烈的不满。而这样的不满如果我们听不见，不改变游戏规则，不改变房地产发展模式，那么总有一天，他会用“9·11”那样的爆炸声让全世界都听得到。
所幸的是，这次政府很快就推出了“国六条”，然后又很快提出了“国六条细则”，所以我写了篇文章叫《庶民的胜利》。我认为这是房地产1998年以来最重要的一个拨乱反正的政策，它带来了三个核心的变化：第一是房地产发展方向和理念的转变，过去的发展方向就是市场化，就是效率导向，就是增长导向，现在不能只有这样的导向，你还得考虑房地产公共保障体系的建设，考虑民生，考虑公平；第二是发展模式的变化，它分清了哪些是政府要做的，哪些是交给市场做的；第三是收益分配的变化，可能还是高地价，但是它必须拿出部分钱来补贴低收入人群，而不是过去那种掠夺式的，把房子变成抢钱的工具。这样大家就可以共享经济增长，这才回归到正规的道路上。
我很早就说过，老百姓买不起房，可能是房价太高了，也可能是老百姓收入太低。上海的房价回到理性的地步，老百姓还是买不起。这意味着不可能靠买房来解决老百姓的住房问题，政府必须承担起它的公共职能。全世界有8个市场经济国家在《宪法》里写到，政府必须承担住房的责任。这是政府的公共职能，一个社会的住房保障跟医疗和教育都是一样的，都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当基本人权碰到有的人没有钱买不起房，这时候政府要发挥它的公共职能，因为这是构建整个全社会和谐的基础。而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过去好像是说全部由市场化来解决，那就完全错了。全世界都没有一个国家是全部由市场化解决的。
所以今天有很多市场主义者，他们以市场化角度说《国六条》不是市场而是行政，以此来批判它，殊不知他们根本没有搞清楚房地产市场的性质。首先，房地产市场根本就不存在完全的市场化，即使在西方成熟的市场，房地产也是一个区域垄断的市场。比如这个矿泉水大家都很喜欢，价格很高，长远看矿泉水的供应是无限的，所以它的价格能降下来。但是房子不一样，比尔·盖茨现在跑过来就可以把北京大学这块土地买下来，问题是可不可以让他买呢？剩下的人住哪里去？土地资源是有限的，所以不可能完全交给市场。
这种区域垄断性在国外是管得很严的，因为这会造成垄断性，对消费者不公平。所以美国政府在维护市场秩序方面不遗余力，房地产商如果有虚假信息，就罚得他倾家荡产。而我们，短斤少两是普遍的，更严重的是地方政府和地产商联合操纵地产。呼和浩特就是最近的例子，他们请北京专业的中介公司去指导，想办法把该市的房子和土地炒起来。当权力和资本联合起来操纵市场，哪里还有老百姓的活路？
这叫什么市场？然后那些人还在以“市场”的名义捍卫它。我不谴责那些人的良心，他可能很真诚的相信市场经济，只是还看不到问题的本质。实际上，通过土地的供应和房子的供应把房价降下来，这只是出路之一，市场化只是其中的一个轮子，它还有另外一个轮子——住房保障体系，所以那些人对真正的市场经济也没搞清楚。“两个轮子”才是真正市场经济合理的秩序，这样人们就不会急着去买房了，就像很多香港的年轻人住着廉租房一样——只要你结婚，政府一定给你提供至少一间廉租房，这是基本人权，然后回过头来你有实力再去买属于自己的房子。
从伦理的角度还原经济学
《商务周刊》：过去经济学界流行一句行话说：“经济学家在讨论问题的时候总是把说不清楚的东西都归入文化。”这句话在你今天从伦理的角度做了很多的研究后有什么新的诠释吗？
赵晓：原来我跟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宋国青教授讨论时，我们就极为鄙视讨论文化的经济学家，因为我们总希望用一种确定性的东西来讨论。可以说在2002年以前，我就是这个态度。但是后来我发现，现实并不完全如我所想，比如我们知道马克思·韦伯已经建立了一个非常强有力的分析框架，在此之后，我们发现其实经济学资源库里是包含两部分，一部分是工程学派，就是我们中国大陆接触得比较多的那部分，另外一部分则是经济学的伦理学派。这个划分不是我划分的，而是1998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阿马蒂亚·森划分的。他也写了一本书叫《经济学与伦理学》，在这本书里他提到，其实亚当·斯密等早年的经济学鼻祖都很关心伦理问题，亚当·斯密除了《国富论》之外还有一部重要著作《道德情操论》。阿马蒂亚·森认为，经济学光有一个工程学派的方向，会使得经济学在一定程度上越来越贫困，所以他提出经济学需要在伦理方向上有所建树。
此外，我们还看到一些实证方面的研究，比如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巴罗，他曾经用80个国家的经验数据来分析经济增长和信仰的关系。这个实证分析的结果非常有意思，他发现信仰程度跟经济增长是成正比的。
还有中国已故非常优秀的经济学家杨小凯。他早年也是一个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换句话说他也是只相信市场，估计那个时候他也不谈文化的。后来到了美国之后他发现，美国之所以市场经济搞得好，它背后有宪政框架来维护市场经济的成果。后来他再研究就发现，所有的宪政国家都是基督教国家，或者是被基督教改造过的国家，比如日本、亚洲四小龙。而且杨小凯发现，我们过去经常用基尼系数来解释社会，这是不够的，当年英国的基尼系数比法国还大，但法国出现了血流成河的大革命，而英国基本上没有使用暴力就完成了政权转移。他认为英国是基督教国家，而当时有约翰·卫斯理的布道运动，布道者号召人们信仰上帝，说要和平，反对一切暴力。也就是说，收入差距不能完全解释一个国家的动乱，而是收入差距还要加上这个国家的信仰，或者它的理念、偏好，用这些因素综合起来解释。所以杨小凯后来很大程度是在研究信仰、伦理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当然，很多人能够接受一个市场经济的杨小凯，相对少一部分的人能接受宪政主义的杨小凯，但是却很少有人接受一个伦理学的杨小凯。其实杨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我还要提到一个经济学家，邹恒甫。他专门写文章谈中国的文化，尤其是中国人特别爱节俭，说节俭是有利于储蓄，而储蓄率高投资率才高，因此这个节俭实际上支撑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同时他很早就主张学生要读四书五经，这也是很有远见的。因为文化是制度的冰山，制度是文化的冰尖，你所看到的制度只是冰山显性的一角。换句话说，制度是显性的文化，文化是隐性的制度。你不了解文化实际上压根是不了解制度的。经济学上的制度跟我们平时公文上谈的制度不同，它是导引人们行为的规则，而这样的规则不仅存在于你所看到的法律、法规、条文，也存在于人们所有的观念、风俗、习惯，即文化里。所以，一个经济学家对文化不了解，那么这个经济学家对制度的理解就是片面的。一个社会如果只相信经济理性，那么这个社会将永远找不到北。
因此我们发现，一方面经济学家越来越感到经济学思想的贫困，另一方面也看到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大家，他们实际上在伦理这个方向上花了很多精力。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为什么国内经济学家过去这么长时间没去讨论伦理和文化？或者为什么中国在整个市场经济转型中都没有去关心这个问题？我想这跟我们中国引进和学习西方经济学比较急功近利的态度有关。我们通常为了搞市场经济，就为“私利”证明，为投机倒把证明，认为这是在引进“看不见的手”——每个人追求私利最大化就能达到最优，就把这个东西搬过来了，并没有很好的注意到亚当·斯密说这个话的文化背景和时代背景。我们要做股票，发展证券市场，书店里就全是介绍资本市场的书，过两天加入WTO，书店里又全是介绍WTO的书。因此我们这种学习是急功近利的，是片面性的，并没有完整的去理解。
2004年我参加央视的“绝对挑战”，有几个高校MBA在竞技，我发现所有的这些学生在商业伦理上几乎不合格。于是我就去找他们的课程，发现里面从来没有商业伦理这样的课程，而这样的课程在国外是非常重要的，后来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叫《中国MBA的绝对挑战》。幸运的是，现在很多高校都设置了商业伦理的课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