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周刊》：从您自身角度来看，您是如何从一个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慢慢变得越来越关注市场伦理、商业伦理，越来越关注民生和社会福利？
赵晓：这有一个过程。这跟我去市场经济最发达的美国有关系。2002年我去美国考察，题目是美国的市场经济和我们的市场经济到底有什么不同。我相信这肯定是我们都关心的。结果我发现，原来我猜想的不同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同。比如我猜想美国的科技很发达，市场经济很完善，金融很发达。后来我发现其实最大的差别是美国到处是教堂。这个差别不是数量的差别，而是有和无的差别。学经济的人是不能说别人是傻瓜的，因为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就是人都是理性的，如果我看到教堂就说这是因为美国人物质文明昌盛，精神文明空虚，这等于说美国人是傻瓜，这样的假设对一个经济学人来说是不可信的。所以对我来说很自然就提出这样的问题——这么多教堂到底给美国带来什么？对美国市场经济有什么样的影响？这就促使我回过头来思考市场经济。
当时我很直接的想法就是马上想到市场经济到底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那么，市场经济很简单，第一，它是一个配置资源的方式，它靠的是价格信号；第二，市场经济是一个激励的制度，它有一个竞争机制，你干好了市场就奖赏你，干不好就淘汰你。这是市场经济的两个主要特点。但是我们说市场经济激励制度的问题在于，市场可以激励你很勤奋，不偷懒，但却无法保证你不撒谎，不害人。而只要市场里有委托代理的风险，有囚徒困境，有大量的非重复性博弈，他就有可能撒谎和害人。进一步说，这个市场有可能会出现一种坏的情况，就是教你勤奋的去撒谎，勤奋的去害人。这时候我们就看到了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什么“杀人奶粉”、假药、坑蒙拐骗、“三角债”全都出来了。
我后来进一步发现，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的市场经济教你不要偷懒，教堂教你不要撒谎和害人，法律也给你撒谎和害人加大了成本，整个是一个闭合的环。回过头来看我们国家，我们的经济改革单兵突进，法治严重滞后，然后整个文化和伦理的变革还没开始，它是一根板长一根板短，严重的不匹配。那么这样的一个经济，运行成本会很高。所以我当时就写了《有教堂的市场经济与无教堂的市场经济》，这篇文章我个人认为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是中国20多年改革开放中第一次从市场伦理的角度比较了不同的市场经济，并且反思了中国市场经济转型的问题，还提出了相应对策。
“政府之手”和“胸中信仰”
《商务周刊》：现在中国社会出现的许多不协调以及公共产品的缺失，跟政府的不作为是有关系的，那么假设在这个多元闭合的系统里面，中国的政府“有形之手”跟美国政府一样都能把保障和公共产品做到位，是不是中国的市场经济就会好很多？换句话说，没有教堂也会好很多？
赵晓：我是从教堂里看出伦理的重要，但是伦理是不是一定从教堂里导引出来很难说。我知道日本是从传统文化中导引出来的，日本商业的精神来自于武士对将军的精神纽带，日本企业的员工就是一个“武士”，企业的领导就是“将军”，它把传统的武士对将军的忠诚转变成对企业的忠诚。所以有人说日本企业是“花岗岩”文化，整个是一块石头。而美国是一个“网”，每个点似乎是独立的，但又和其他点联系在一起。我们中国则恰恰是一盘散沙。因此你看到美国企业可以做得很大，它基督教文明讲究博爱，鼓励大家不要去撒谎，不要去害人，合作的成本很低，我们看到委托代理关系、股份制在美国可以发展得很好。但是牵扯到委托代理的，中国人一定做得一塌糊涂。你看中国证券市场，就是OPM（other people money）市场，玩别人的钱。就是一家人最后都没办法合作，做餐饮连锁的“九头鸟”最后还要分出“九头鹰”、“九头凤”。中国人就相信“生意场上不分兄弟，赌博场上不分父子”，因此，中国人合作的成本很高，收益很低，总是偏向于单干。反观日本，它的企业虽然也可以做得很大，但日本的问题是这个“花岗岩”没有办法跟别的物质粘在一起，所以日本到美国去收购企业就一塌糊涂。
尽管道德伦理很重要，但政府的作用就是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不应该用纳税人的钱去倡导和支持某种道德，也不可以用纳税人的钱去搞一个世界佛教论坛，那是妨碍公平竞争的。就像我们产品和服务的繁荣来自竞争一样，信仰、伦理和道德的繁荣同样来自公平竞争。所以我说，中国伦理现在确实是一块短板，导致经济运行成本提高。但是这块短板怎么补上，我开出的药方是经济学家的药方，就是来自竞争的道德繁荣。至于将来哪种伦理观占主流，我不知道，我所知道的是政府绝对不可以提倡某一种，这不是公权领域，而是私权领域。
《商务周刊》：您一直强调“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那么，中国如果缺失“福利”或“公平”这个轮子，是否就会滑向所谓“权贵资本主义”的道路？
赵晓：在整个中国经济转轨中，我们原来反对计划，现在我们为什么又反对“市场”？因为市场现在被权力利用了。表面上我们好像是在反对市场，其实我们真正的用意是维护市场；表面上我们好像主张政府干预，其实我们是在维护真正的自由。
中国今天只是把人挣钱的动机像潘多拉的盒子一样释放出来了，但这个动机释放出来后用什么商业伦理去怎么导引，这样的考虑还没有。我们看到，很多中国文化的精华和糟粕一起裹挟而出，今天中国的企业家也深陷在这种泥潭和沼泽之中，他们搞不清楚，挣钱的目的是什么，怎么来支配这些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