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坐飞机，可能要被人多问一句，“买碳了吗？”北京飞纽约，13个小时，按照测算，这趟行程你有可能会向大气排放1.24吨二氧化碳。

    夹杂在享受现代生活带来的便捷和作为污染源给良心造成的巨大“拷问”之间，如何获得心灵解脱？

    简单。点击任何一个碳排放额度销售的网站，花不到100美元，通过购买“碳排放额度”，你就可以消除所有因污染大气而产生的罪恶感。而这笔钱有可能被用在土耳其的风力发电机，也有可能用在美国、厄立特里亚或哥斯达黎加发展太阳能项目，甚至很有可能在印度被用来开发一个养牛场的沼气池; 当然，也很有可能，在非洲的某个雨林里用于赶走种地的农民，从而腾出地方可以种上那些令工业社会的“我们”减轻罪恶感的树木。

    “当我们决定要乘坐飞机，不可避免地就会造成二氧化碳和其他排放。如今，我们可以通过种植和保护树木来抵消乘坐飞机带来的大气污染，这些树在生长过程中可以吸收二氧化碳。”一家名为“绿色乘坐”（Greenseat）的荷兰公司在其网站上的标语如是说，仅仅28美元，就足够在乌干达的艾贡山国家公园内种植66棵树。

    “绿色乘坐”经营着时下最炙手可热的业务——碳交易。13年前，“绿色乘坐”与乌干达政府达成了一项协议，获准租用艾贡山国家公园的部分土地用于植树，从而获得“碳信用额度”，并贩卖给那些急着“赎罪”的客户——这些客户包括荷兰议会、化妆品企业以及像“大赦国际”这样的NGO。在光荣地宣布 “我终于碳中和了”这一最时髦口号后，荷兰人却不知道，他们的心理安慰是以艾贡山里的上万农民丧失家园为代价的。

    最近，艾贡山农民的一纸诉状，将当地政府与碳交易公司10年来对当地农民的“驱逐”运动推到了公众瞩目的台前。

    “政府对树的重视程度远胜于我们的生命。”村民们回忆当年被赶出家园时的一幕时，发出这样的感叹。自1994年开始，艾贡山国家公园内就时时可见滚滚浓烟。正是这一年，乌干达政府野生保护局与“绿色乘坐”开始合作，“造林”项目覆盖了近3000平方公里，占整个国家公园面积的近1/3。为了腾出农耕土地，政府决定将已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40多年的农民赶出去，公园内的巡逻队放火烧毁了农民的房屋，砍倒他们种在田里的玉米。无处可去的农民只能蜷缩在邻村的山洞或寺庙里，烧柴聊以驱寒。

    直到 2000年，总共有13个当地村庄的近8000名农民被赶出国家公园。2002年后，更多农民遭到驱赶，在当地为“绿色乘坐”监督项目进展的合作伙伴——同样来自荷兰的“森林吸收碳排放”组织（简称FACE）甚至建议：“驱赶速度要加快，以保证造林项目顺利进行。”

    发生在乌干达的这一幕新“圈地运动”仅仅是全球日益壮大的碳交易的一部分，“驱赶农民”、“改田种林”，同样的故事在非洲其他国家，以及巴西、印度都有上演。

    事实上，科学界对于利用植树造林来吸收二氧化碳排放这种做法尚存怀疑，科学家坦言，人类对生物圈（包括森林、大海）和大气层间的复杂交换机制的认知实在很有限。“绿色乘坐”在艾贡山种植的上千棵树到底能够吸收多少二氧化碳，甚至是否能够吸收真正意义上由矿物燃料燃烧排放出的二氧化碳，连“绿色乘坐”自己都说不清楚。

    而更糟糕的是，“改田种林”所激化的社会矛盾，给当地的造林项目带来致命的打击。愤怒的艾贡山农民认为这些树木是导致自身悲剧的“始作俑者”，把所有的怒气发泄在毁林上。截至2004年，近两千棵新种植的树木遭到砍伐，散落在国家公园内那一截截裸露着的树桩 ，成为这场闹剧最有力的见证。

    “不用改变生活方式就可以变得碳中和”，“绿色乘坐”和“森林吸收碳排放”组织所宣扬的口号，对习惯现代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我们来说，实在是个方便的“发明”。花上几十美元，给自己买上几个“碳交易额度”，我们就可以为自己继续沉浸于过往的生活习惯披上一件光鲜的“道德”外衣。所有的植树项目都选择在南半球那些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地区，富裕国家的民众过度消费应承担的责任，似乎已经被转嫁到了包括艾贡山农民在内的地球另一端人民身上。

    道德的天平在倾斜，背后隐藏着的依然是挥之不去的利益权重。碳交易设立之初的真正目的，如今看来已经幻化成一场由政府、公司以及NGO领导公众的集体意淫。

    在乌干达实施“造林项目”的另一个大户挪威，不但没有实现其1997年所作出的减排承诺，数据显示，挪威目前的排放量早已超过了1997年的水平，而且这一增长还将持续到2010年。在碳交易最活跃的欧盟，排放量与1990年相比虽然略有减少，但连欧盟专家都必须承认，这要更多地归功于能源利用率的迅速提高，而不是广泛的化石燃料的控制和民众消费习惯的变化。

    根据《京都议定书》的细则，它为所有国家设置的减排方案有三种：合作实施、清洁发展机制以及国际碳交易。相比前两种要求对技术革新和节能技术的大笔投资，显然，碳交易不用做任何实质努力，又可以用现金来节省投资，很多国家宁可选择第三种方式。碳交易的火热，并不必然带来排放量的减少，但却使得政府可以轻松达到《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减排量（以欧盟为例，《京都议定书》规定其到2012年实现总排放量比1990年的基线减少8%，要求所有35个国家平均减少量是5%）；公司可以不用担心因为碳排放受到政府惩罚和公众形象的损失；石油——最大的污染源，甚至可以不用理会舆论关于停产的压力。专家预测，全球碳交易的总额将在未来两年增至400亿美元，对一个存在巨额利润的新兴市场，像“绿色乘坐”这样的碳交易中间商早打着算盘，高兴地合不拢嘴了。

    在碳交易问题上走出“美国阴影”的欧盟抢占了先机，其碳交易市场无论在交易量还是交易额方面都是目前全球最大的；英国也不甘示弱，自2002年试运行碳交易市场，已先后投入资金达2亿英镑；而美国也早在2003年成立了芝加哥气候交易所。相比政府，企业对碳交易投入的热情和兴趣也毫不逊色。石油巨头英国石油公司（BP）和壳牌正不遗余力地尝试建立自己的内部交易机制，所有的交易报告以及减排量确认都建立在一个自我监控的机制之上，例如，2002年BP自称其碳排放量减少了5%，因为没有来自任何第三方机构的审核（英国碳交易所的大部分投资并没有用在完善其机制上），BP不仅可以声称自己完成了减排任务，“逃过”政府和公众的苛责并建立负责任的“Beyond Petroleum”（超越石油）的公众形象，而且还可以将多余的减排量拿去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