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银行系统的经营水平和风险控制能力依旧较为薄弱，包括现在已经改制上市的国有商业银行。”在他看来，现在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主要风险正在向基层聚集，“许多分支机构还在做官、做数字，尤其对基层一把手监督不力，造成违法违规问题严重。整体上金融业违规问题时有发生，金融案件未得到完全遏制。”
而且，业务经营中存在的风险比较突出，公路贷款和担保贷款等开展的新型业务存在着较大隐患，而且车贷和房贷中的不良资产孳生趋势也在加大。他判断，在这些情况影响下，尽管银行的报表至少到2008年还能保持漂亮，但“过了2008年就很难说了”。
采访中，一位央行官员出身的著名金融学者也不无担忧地告诉记者：“2003年以来，金融市场中除了证券市场在制度建设和改革发展上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战略转变外，其他领域比如货币政策、汇率利率市场化等等，大部分时间都是跟在市场后面跑，甚至是越跑越复杂、越跑越被动。最典型的就是流动性过剩搅得银证保三个市场一片混乱，迟迟难以理顺。”这种情形下，他认为不难理解中央领导的严肃态度和金融工作会议的无调而终。
货币乱局
去年年底以来狂飙突进式的股市持续暴涨，竟然使传说中一场关于“股指期货”的市场“阳谋”演绎得越来越逼真：股指直冲云霄，被认为是3月份股指期货推出后“做空中国”的前奏（见本刊2007年第2期《中国股市暴涨阳谋》）。
无论这个传说是否影响到了监管层，但1月20日召开的2007年全国证券期货工作会议上，出现了对于股指期货的最新表述：“按照高标准、稳起步的原则，在准备充分、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推出股指期货。”这被市场理解为监管层对原本今年三四月份推出的股指期货时间表，产生了愈来愈浓厚的疑虑。
“原因很简单，半年前还热盼资金进场的资本市场，没有料到股指期货已经被市场投机势力做成了一个局。这个原本用来对冲市场风险的工具在推出前的一刻，潮水般涌来的流动性提前将股市逼到了‘墙角’。”近期关注大资金流动的华夏银行战略部经理沈小平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为记者描述了“墙角”的滋味：“目前的现货指数太高，一旦股指期货推出，来源各异的大资金将对已经重仓的大盘蓝筹股做空，锁定利润，引发行情剧烈波动，这会给一些追高的现货投资者造成巨大的损失。尤其是目前牛市行情里新进的没有风险意识的散户，大震荡下面临损失的可能性难以承受。”
沈小平指出，这还仅仅是“墙角”的一面，“另一面是，如果监管层推迟股指期货，股指将越冲越高，继续过去单边市一路涨到‘黑’的故事”。在他看来，做局者而言已经是招招在先，“尚福林将再次面对一场艰巨的市场考验”。
目前股市中来势凶猛的资金，不论是被指责为外部游资还是投机性热钱，一个无法否定的事实是，都是近年来流动性过剩“放养”出来的“鲨鱼”。如果简单回顾一下2003年以来的中国投资市场，就会清晰发现，这群“鲨鱼”从原材料市场开始，而后转战房地产市场。去年年中随着政府终于拿出了严厉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又迅速冲进资本市场。
这个过程中，不断上演着一幕幕令人倍感无奈的剧目：一边是货币当局不断祭出加息、提高准备金、汇率浮动和央行票据等“宝器”四处围堵，一边是“鲨鱼群”借助泛滥的流动性肆意出入原材料市场、房市和股市，所到之处资源和资产价格无不搅得天翻地覆……
也因此，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近日下了论断：“如果要用一句最简单的话来概括当前宏观经济、金融形势的基本特点，毫无疑问应该是流动性过剩。”资金的流动性泛滥已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而在当前中国尤其突出。1月20日，2007年央行工作会议上，“加强流动性管理”已经成为央行年度工作的中心任务。
但流动性并非一朝一夕可以解决的，而且央行就此遇到的两难，可能远比证监会目前面对的困境更加别扭。
比如，年初以来，随着人民币升值压力再起，曾经话口死咬的央行行长周小川已经在多个场合透露“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是政策取向，可这招用来舒缓流动性的策略无异于公开向天下的资金大鳄发出邀请帖来炒中国；加息也是当前货币当局回收流动性的强硬工具，但削弱存贷利差这个国有商业银行目前仍旧依赖的主利润源，央行不能不考虑，这可能导致商业银行刚刚改制上市就亏损的窘境。
“事实上，流动性过剩使得许多货币政策只能原地兜圈子，处处掣肘。”前述出身央行的金融学者认为，尽管流动性过剩的原因中有许多国际环境和国内贸易政策的因素，“可不能不反思的是，应该看到货币当局在政策选择上也是造成当前结局的重要因素”。
他给出一组数据反映，2003—2006年的4年间，新增贷款12.18万亿元，是此前4年新增贷款的2.05倍；特别是2003年和2006年，新增贷款分别达到3.63万亿元和3.18万亿元，分别超出当年年初计划1.83万亿元和6800亿元。“这样一个超量货币供应，无论来自怎样的政策理由和辩解，也很难相信是与这个时期的市场相适应的。”他认为，近4年来的中国货币政策需要深刻反思。
这位熟悉中国货币政策历史沿革的前金融官员，向记者钩沉了近年来我国货币政策操作的方向性变化。“2003年开始，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开始发生重大改变，以货币供应量为目标的数量工具被当作落后的政策手段而遭到质疑，而以利率为目标的价格工具因为其市场化特征而作为先进工具得到了青睐。”他介绍，这个变化为后来货币供应失控埋下了伏笔。
“为商业银行提供了巨大的利差空间的存贷款利率管制制度，和与基础货币供应之间存在共生关系的外汇储备管理体制，是我国中央银行建立价格型货币调控机制必须首先克服的的先决条件。”在他看来，贸然更换中介目标的结果是，利率的价格工具失灵，不得不重新拿出信贷控制和货币供应量调控的数量工具，“而政策手段转换间，调控的最佳时机可能已经失去，过多的货币可能已经被放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