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90年就曾“探路”中国市场的吴寿宗回忆说：“很多韩国大企业，包括现代、浦项制铁等，就是在那时纷纷来到中国进行投资试点。”试点成功之后，跨国公司派来的经理和员工成为第一批驻华的韩国侨民。
“当时，很多人还很不情愿来到中国，他们对中国的印象仍然停留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曾经在1992年到中国采访的朴基成告诉记者。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这一年成为大批韩国侨民涌入中国的拐点。韩国经济遭受重创，很多在当年遭遇破产的中小企业主和失业韩国人，主动来到中国寻找机会。
金融危机之后，一直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尤其是韩国年轻人更为严重的失业问题，成为推动更多韩国人入华的主要动因。2005年，韩国失业率高达3.7%，其中15—29岁的青年失业率更高达8%。2006年，韩国失业青年和无特别理由“休息”的失业人员统计数字更是创出了最高记录。
三星经济研究所国际研究部部长金荣涣向《商务周刊》分析说，韩国经济在金融危机后出现下滑，以及韩国企业生产方式的转变，企业科技含量的提高等因素，遏制了企业对人力的需求，导致工作岗位大量减少，“再加上近年来韩国不少劳动密集型企业迁移到海外发展，这些都是韩国国内劳动力需求下降以及失业率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
此外，韩国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工作条件和福利待遇方面的差距，也使得韩国许多年轻人把他们的就业希望盯在大企业职位上。但实际上，根据金荣涣的介绍，由于韩国大企业员工的工作岗位相对比较稳定，大企业吸纳新员工的能力实际上很有限。
“在韩国这样一个大财阀集团主导实现产业化的国家，政府对中小企业的财政援助和金融支持一直并不充分。”金荣涣说，在狭小的国内市场资源竞争中，不敌大企业的韩国中小企业必然缺乏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和能力。而有着庞大国内市场的近邻中国，不仅是韩国大型跨国公司的乐土，也给韩国中小企业提供了可以施展的空间。据韩国商会会长吴寿宗介绍，目前在中国的韩国企业，中小企业占到了70%。
“如今，不仅很多韩国人都想来中国，而且来了之后，大多数人都不愿回去了。”朴基成告诉记者，“不愿回国”几乎成为了在华韩国人的“新共识”。在中国，韩国商人不仅可以找到相对低廉的雇工、工厂、办公室以及原材料，他们在中国的生活成本也比韩国低得多。相比首尔贵得“令人咂舌”的水果和蔬菜，在中国，韩国主妇可以放心地往购物篮里放上一整个西瓜而不是一片，一捆葱而不是一根。尽管北京房价已经大幅飙升，但相比首尔房价最贵的江南地区近一万美元每平方米的房价，吴寿宗可以舒舒服服地选择住在CBD附近的高档社区，这里的房价仅是前者的一半。
当然，贸易成本和生活成本的相对低廉以及良好的投资环境，并不是中国独有的优势所在。纵观东南亚国家包括越南、马来西亚甚至印度，都拥有与中国相似的条件。大多数韩国人选择留在中国，一个更重要的原因还是他们看好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1960年代，韩国人还梦想着能够移民到美国和德国，给自己和家庭一个美好的未来。过去10年来，韩国移民潮从西方转向东方，移民数目在短短10年里堪比过去50年往西方国家的移民数字，繁荣的中国对韩国人而言具有磁石般的吸引力。
东亚肯定
记者在采访韩国商会会长吴寿宗时，注意到他的办公室墙壁上挂满中国的书法作品。“信义、尊重、诚实……”这样的字眼，被吴寿宗奉为人生和经商的信条，挂在墙壁上时时勉励自己。吴还向记者展示了自己刚刚练就的毛笔字，一笔一画，甚是认真。在谈到韩国人移居中国的潮流时，吴特别提到了共同文化起到的重要作用。
“我们不仅长相相似，而且从古代开始就有了往来和交融的历史，信奉共同的儒家文化，甚至文字都让我们彼此不会感到陌生。”吴寿宗认为，正是中韩两国在历史、文化以及语言方面的共性和认同感，同经济因素一起，构成了越来越多的韩国人侨居中国这一现象背后的完整动因。
张亨植坦言，自己在美国军队服役的那几年“不愉快”经历，彻底打消了自己留在美国发展的念头。“不同的生活习惯，迥异的思维，都让我跟美国人的相处不是很自在。”张在中国，找到了这种相对的“自在”感。
这种存在于中国人和韩国人之间的“自在”感和认同感，正是塞缪尔·亨廷顿所强调的“亚洲自我肯定”。亨廷顿指出，虽然东亚人（包括中国、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家）意识到亚洲各社会和文明之间的差异，但他们仍然认为彼此存在着重要的共性。而这种共性，“包括儒教的价值体系，特别是强调节俭、家庭、工作、纪律以及对个人主义的摒弃”。
当然，这种自然的认同感，并不意味着中国人和韩国人的真正融合就可以自然而然地实现。“不用懂汉语也可以在望京生活”这样的事实，实际上印证了两种文化在某种程度上的“隔离”和“疏远”。吴寿宗依然没搞懂为什么自己的员工一定建议自己买辆“奔驰”。“彰显公司的身份，需要买辆昂贵的车和一间装修豪华的办公室吗？”面对这样的问题，记者不知道该从何解释。已经在中国待了17年之久的吴寿宗显然还不够了解中国。
要在“共性”基础上实现更进一步的融合，可能还需要第二代、第三代移民的彼此靠近。“正如我们在世界其他地方所看到的，第一代移民总是倾向于聚集在自己人形成的社区内，不论是‘韩国城’也好，‘中国城’也好，都无法与周围的环境形成真正的融合。而第二代移民就可以大大改善这种情况，一如现在在美国的韩国侨民。”在吴寿宗看来，韩国人走出望京、走出“韩国城”与中国人真正走在一起的希望，在第二代侨民的身上或许可以实现。
至少，这种发自民间的人口移动与交流，为中韩乃至整个东亚地区未来的融合起到了推动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李敦球研究员对《商务周刊》说：“中韩在政治、经济以及安全上的地缘政治利益相一致，两国国民通过人口流动在文化经济上互相加深了解，可以达到潜移默化影响对方的作用。”纵观整个东亚地区的合作问题，李敦球认为，虽然东亚地区的区域合作以及融合还存在很多困难，但中韩人民这种自发的相互靠近，毕竟为一个新东亚开了一个好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