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智利25年的改革成效看，积累制养老金制度确实提高了国内的储蓄水平，刺激了劳动就业增加，并通过促进资本市场发展提高资金配置效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率的提高。“1980年代初，智利国内资本市场规模还很小，整个金融行业以银行业为支撑，金融监管薄弱，并且缺乏必要的金融投资工具。”房连泉认为，自1981年开始，积累制养老基金为智利资本市场提供了长期稳定的资金来源，并逐步成长为资本市场上最重要的机构投资者。
时任AFPs监管局财务主任的欧亨尼奥·卡穆斯向《商务周刊》介绍说，在新制度开始实施时，政府只允许AFPs投资于固定收入的投资工具，“而这其中，绝大多数基金投向了政府债券和银行定期存款”。
欧亨尼奥认为，这是由于中期和长期投资工具的缺乏和资本市场发展的落后，导致了投资集中于短期银行存款。而随着政府和中央银行提出了一系列的“修正案”，短期金融工具市场的进一步开放使得养老金的投资工具逐渐分散化，投资开始更具灵活性。到2004年，智利的养老金投资已经完全实现了多元化，其中政府债券投资仅占20%，金融市场占30%，公司领域占25%，剩余25%则投向了海外资本市场。
对此，世界银行给予了高度评价。在其2005年出版的一份研究报告《21世纪的老年收入保障——养老金制度改革国际比较》中指出，“时至今日，各国养老金制度改革已经同经济社会各种因素密切联系在一起，除了考虑到维护养老金制度自身需要实现的社会养老基本目标外，还要考虑到其对经济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这是养老金制度变革的辅助性目标。”
对于许多资本市场发育滞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市场上急需长期有效的机构投资资金，通过养老金制度变革建立起积累制养老基金，是促进资本市场发展的一条切实途径。当然，这种效果的实现需要具备一定的经济社会条件。但无论怎样，在全球性养老金制度改革进程中，积累制的吸引力会不断加大，尽管有的国家在短期内还不具备积累制养老基金投资所需要的条件，长远看已是大势所趋。
“当前，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面临的一个困境则是个人账户做实后，养老基金如何进行投资的问题。”房连泉认为，“智利模式”给了中国很多启发：在现有国情条件下，国家应该成立专门机构，集中管理和投资运作个人账户资金，并采取招投标制，委托机构投资运营资金，并建立相应的政府担保机制。
“目前，我国即将出台的由各个省社保中心运营个人账户资金的方式存在很大风险。”房连泉不无担忧地说，这个问题对中国也非常现实和紧迫。
“公私并行”的医改
从圣地亚哥著名的沃伊金斯大街往南，驱车近一个小时，记者来到了El Bosque区的卡洛斯·洛加·托巴社区医院。“这个区的贫困人口占到了33%。”区卫生局局长特雷莎告诉《商务周刊》，这样一个规模的社区医院将近覆盖周围约3万人口，而在El Bosque区，这样的社区医院一共有5座。
1981年智利在进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同时，为了促进私人医疗机构的发展，使私人部门在医疗保险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医疗卫生体系的改革也同步展开。如同社保体制的改革，智利的医保模式也同样成为了其他国家改革的重要参考。
这就是智利政府创立的公共社会保障和私人部门相结合的模式：被保险人有在公共社会保障部门和私人部门（赢利性部门）之间进行选择的权利。在所有的体系中，劳动者都要缴纳工资的7％作为医疗保险费，但贫困和赤贫群体享受免费待遇，设立面向低收入阶层的补助金。
已经72岁高龄的莱昂蒂娜和自己的小儿子坐在医院大厅的一角等待诊治。这位住在附近的老人告诉《商务周刊》，她已经退休了，每个月有140美金的退休金。“我在这里看病都不用花钱，很方便。”莱昂蒂娜说。
在智利的医疗体制中，80%的居民享受的是公立医疗保险，15%是私立医疗保险，还有5%是军队和其他特殊人员享受另外的医疗体制保险。在80%的公费医疗体系中，低于一定收入标准的赤贫人口可以享受免费的医疗服务。
“从参保人数上来看，进入公立医保体系的人占到了总人口数的大多数。”智利卫生部长索莱达德·巴莉娅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介绍说，智利全国共有450个社区医疗中心，“虽然条件有好有差，有新有旧，但是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在其中一个医疗中心进行注册和登记，这是我们医疗改革的最大的基础”。
与中国卫生部力推的“社区卫生服务站”相似，这里的居民一旦患病，他们首先要到卡洛斯这样的社区门诊部或者是社区医疗服务中心去救治。在这里经过初步的救治后，再转诊到专业或综合医院。索莱达德介绍说，“实际上90%的病人都在我们的社区医疗服务中心进行救治了，这之外的7%—8%会转诊到大型的或者是专门的医院去救治。”
智利的社区服务中心从建设到运转，完全由政府“埋单”。特雷莎告诉本刊记者，运转一座卡洛斯·洛加·托巴社区医院类似规模的医院，政府每年的投入大约是3万美元。从国家财政支出来看，医疗是排在教育和劳动社会保障之后的第三大财政支出，支出总额占到国家GDP的6%—7%，这一数字比起2000年来已经翻了一番。
“其中，投向公立医院和社区医疗服务中心的资金各占到70%和30%。分摊到人均，政府的医疗支出约为60美元/人。”索莱达德告诉记者，中央政府的投入比例为80%，剩余20%则由区政府自己承担。
然而，卡洛斯·洛加·托巴社区医院这样的社区医疗服务中心的熙熙攘攘与中国社区医院的“门可罗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卡洛斯，按居住地区不同而分成的红、绿、黄三个就诊区一大早就排上了长队。“政府投入固然重要，但如果政府只投钱不改机制，医疗市场就是一个无底洞，永远填不满，这已经被世界各国的医改经验所证明。”一位社区医院院长向《商务周刊》坦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