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对话在美国举办时，美中贸委会为中国代表团在美国举行一个酒会或者晚宴；当对话在中国举办时，他们也会在中国举办酒会，这样可以让委员会的会员公司和中美两方的高层代表有一个面对面接触的机会。在交流和沟通中，让那些会员公司更直观地了解到战略对话的一些情况，同时也为中美政府在正式对话之外提供一个更直观倾听跨国公司声音和主张的平台。

    “我们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双方政府的对话，但是我们一直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我们也作了很多工作来支持他们。”溥乐伯说道。美中贸委从日常为会员企业提供的服务当中了解到，X型的各个触角都希望把中心当作两方相遇的十字路口，使其不会成为两条毫无交集的平行线。

    其实，早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正式开始之前，美中贸委的工作就已经有条不紊的陆续展开。今年3月4日，美中贸委给他们所有的会员公司发出通知，希望会员公司向此次对话提出他们的主张和建议。“我们可以保证他们的意愿会被传达给参加中美经济对话的中美双方代表。”溥乐伯向《商务周刊》表示，“不同公司感兴趣的事情会有不同，今年谈得比较多的是能源和环境保护。”如无意外，2008年6月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将对这两个问题进行深入地探讨。

中国美国商会会长柏迈高

    内外游说

    在向中国或者母国传达会员企业的声音时，商会并不总能在觥筹交错间使双边经贸交往中的矛盾问题得到圆满解决，有时他们还需要脱掉燕尾服化身为纵横捭阖的说客。

    商会在中国的经典一战，非2005年中国政府在外国商会的游说下出台的《直销管理条例》和《禁止传销条例》莫属。

    其实中国早在加入WTO之时，就曾在承诺中加入了开放直销市场的字样。但直销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还是一个毁誉不一的行业，安利、雅芳等来自美国的直销大亨在中国的生存状况一直相当尴尬，即使它们在商业上可以获得成功。

    2005年2月，为说服中国政府及早履行WTO约定，中国美国商会会员企业安利、雅芳、如新等直销巨头到中国参加中美商务理事会经贸座谈会，而他们的另一个身份是世界直销协会的会员，其中安利的前任总裁狄克·狄维士更是当时世界直销协会的主席。他们此行一项实质性的任务是，向中国商务部递交一份完整的“直销立法”草案。

    不同于美国的制法流程，中国的法律制定具有明显的部门立法特点，因此在美国拥有强大院外游说力量的直销巨头们在中国没有了施展拳脚的平台。“企业本身不能直接与有关部门进行接触，即使是像世界直销协会这种行业协会在中国也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他们只能通过中美商会或美中贸委这些大的商业组织向中国商务部等有关政府部门进行交涉，然后再由这些部门向国务院提出具体的政策和立法建议。”曾任国务院行政审批改革领导小组专家咨询组成员的余晖告诉《商务周刊》。

    在多轮的游说过后，国务院于2005年9月1日出台了《直销管理条例》和《禁止传销条例》。在谈到当时的情况时，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梅新育博士告诉《商务周刊》：“中国的直销市场本身就是舶来品，在制定直销条例上，国内没有任何经验，这就需要我们向国际借鉴，而外国商会在开放中国直销市场方面表现得相当活跃。”

    国外很多国家有法律明确规定，在制定任何法律之前，立法机关必须召开听证会，先与利益相关者进行交流以听取他们的意见。但在中国的《立法法》中，听证会并没有被严格的写入法律章程内。“在中国，虽然建议立法应该通过听证会的程序，但几乎从未在实际中操作过，而仅有的价格听证会也逐步流于形式，基本无法真正做到集思广益，确实考虑和平衡相关利益集团的利益。”余晖认为，“如果没有商会出面，安利、雅芳这些直销巨头在中国更无法进入和影响中国政府的决策过程。”

    无独有偶，中国瑞典商会的会长何墨池也向记者表示：“在中国我们发现，会突然就有新的法规出现。这对我们的业务会有很大的影响，政府没给我们足够的准备时间，也没给我们发表意见的机会。”何墨池认为，企业提高对法律法规的认识很有必要，而提高政治的透明度则应是中国政府的当务之急。何墨池的见解在《欧盟建议书》里屡见不鲜，而对中国政府进行提高政治透明度的游说，也是很多外国商会近几年的首要工作之一。
事实上，中国入世的大事记与外国商会的游说历史是相互重叠的。2000年，美国国会为是否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PNTR）法案进行的讨论进入了白热化阶段。当对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持反对意见的声浪渐涨时，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里那些在国际商界掷地有声的风云人物，在美中贸委的倡导下全体写信给美国国会，要求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与此同时，美中贸委还派出代表向国会议员进行游说，并积极联系其他协会一起做国会山的工作。

    另一支活跃于两国经贸往来的协会——中国美国商会也参与其中。2000年4月9日，中国美国商会组成了30人的代表团，专程赴美进行了为期一周的院外游说。在谈及此事时，余晖向记者说道：“美国国会可能并不十分了解中国的情况，所以那时这些由各行各业组成的商会，成为了他们真正认识中国的指南。”

    2000年5月22日，中国在美国参众两院票选中获得最惠国待遇。在此事件中功不可没的外国商会，也获得了来自中国政府的肯定。后来担任中国商务部长的薄熙来在2005年12月中美商会的一次晚宴上发表演讲称: “我十分赞赏中国美国商会在过去10多年间为两国经贸合作所做的贡献，尤其是推动美国国会承认中国的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支持中国加入WTO。”

    在以会员企业利益为圆心，企业涉及的行业为半径的圆里，外国商会们兢兢业业地与来自五湖四海牵扯其中的国家就消融贸易壁垒等问题整日斡旋着。一旦触犯了会员企业的利益，即使是来自母国的阻挠，也将成为商会的下一个目标。也正因如此，如上述外国商会从会员利益出发帮助中国获得PNTR的例子并非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