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7月，美国又以中国进口美国高科技产品用途不透明，担心其将这些进口的高科技产品用于军事领域为由，公布了一份《对华出口管制条例》的草案，其中包括波音公司向中国销售的与其商用飞机零部件生产和测试有关的高科技产品。好在这块冰凌，于来年春天即告融解。2007年2月12日，美国总统布什向国会确认，“这一销售计划不会危害美国的太空发射工业，也不会显著地提高中国导弹或是太空发射能力。”至此，与波音飞机零部件有关的高科技产品拿到了进入中国的通行证。在半年左右的时间内让布什政府改变初衷的原因，很大一部分是那些2006年12月塞满美国国会信箱的邮件，它们来自包括美国商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等在内的24家美国商业协会。

    在谈及此事时，柏迈高告诉《商务周刊》: “中美商会理解中美双方的顾虑，这关系到两国的国家安全问题，但我们更感兴趣的是商机。”他同时表示，他们尝试向美国政府表达商业上的信息，希望能把高科技出口的管制范畴明确规定在一个恰当的水平上。“具体来说，美国政府限制了部分在中国已经投入民用生产的高科技由美国出口中国，这样做是没有必要的，同时也损害了美国企业的利益。”柏迈高说。

    层层循环 暗主沉浮

    现在安利、雅芳的合法直销店在中国的很多城市随处可见，波音的工业设计也在中国的厂房内悄然成型……这些成就并不会使在华的外国商会有时间休息一下，事实上，他们的手里是一张张排得满满的日程表。“今年，我们将面临来自中国和美国的很多更加复杂的情况，中国经济将继续迅猛发展的同时，与世界经济的联系也会更加紧密，我们要与中美双方政府洽谈，我们也将很快推出2008年的白皮书。”柏迈高告诉《商务周刊》。

    不论中国美国商会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又将在架设于白宫或者商务部的谈判桌上取得哪些成就，毫无疑问，他们都将与之前的《直销管理条例》和《禁止传销条例》、中国最惠国待遇（PNTR）法案等等取得成功的游说过程一起记入商会历史，并进而巩固与强化在此基础上的商会其他服务功能，如更严谨的白皮书和准备更加充分的游说。这个在外国商会内部形成的小小循环，由商会自身提供的服务组成，其中任何一环的进步都将带动整个循环的壮大，进而促成商会的力量更为强大。“中国美国商会在成长，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我们太忙了。”身为中美商会会长的柏迈高在两个会议间隙接受作者采访时风趣地说。

    X型的中心点日益扩大，并不会显得突兀，因为在中心的带动下，整个X型通向各个触角的连线都在加粗——自身不断成长的外国商会，在更大的层面上，与企业以及各国政府形成了一个涵盖整个X型结构的良性循环。
外国商会通过一次次成功的游说提升自己的实力和声望，同时也在潜移默化中成为会员企业依赖的民间外交渠道，越来越多的企业认识到，加入商会是确保自身利益重要且必要的方式。以中国瑞士商会为例，他们在北京的分会成立于1995年，成立至今已拥有130名会员企业，其中包括雀巢、ABB等。这些有国际影响力的大企业在加入商会的同时，也为商会带来了更强有力的背景和游说的筹码。企业的利益与商会的规模相辅相成，如滚雪球般一起壮大。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贸促会也是中国瑞士商会的会员之一，这个中国半民间半官方的贸易促进组织的加入，体现了中国政府对与外国商会往来的关注。“这些外国商会在促进本国与中国的贸易投资方面，作用比较正面，因此中国政府也很欢迎他们。”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院主任林宏宇告诉《商务周刊》。2008年3月，前任中国瑞士商会主席埃尔钦汗获得了由北京市市长郭金龙颁发的北京市外国专家“长城友谊奖”，金色的奖状不仅象征着中国政府对于外国商会的肯定和重视，也将使外国商会的在华发展获得更宽广的平台。

    不仅在中国，外国商会与母国政府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梅新育告诉《商务周刊》：“外国商会和其母国政府在促进两国经贸往来上所作的努力经常是相互协同的。比如说，中国入世的时候，美国贸易谈判部门的很多要价清单，几乎就是拷贝自美国软件联盟、大豆协会、小麦协会等商会的。”协助母国经贸高速发展的外国商会，也越来越受到“娘家人”的厚待。来自企业和政府的青睐，使得外国商会在拥有更高的影响力后得到了更多的关注。

    外国商会在中国的运作无疑是成功的，而中国人喜欢把成功的原因解析为天时、地利、人和，其中人和被认为是最重要的一项。“外国商会成功的游说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基础之上的。”梅新育告诉记者，“目前很多从海外归来的留学人员都供职于中国政府、企业的高层位置，这多少对外国商会的在华游说有所裨益。”

    众所周知，美国是全球教育服务输出最大的国家，英国紧随其后。每年，我国都有大量的留学生奔赴以英美为主的发达国家进行深造，他们回国后，很多人成为了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中坚力量。当外国商会在中国寻求自身和会员企业的进一步发展时，由留学人员为其创造的外部社会氛围也成为他们获取成功的优势之一。例如，在外国对直销形式司空见惯的“海归”，不仅快人一步的在中国接受了安利和雅芳，更在一定程度上为他们起到了宣传作用。

    当然，在华的外国商会在从社会基础中汲取养分的同时，也为两国的经贸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国家经济的整体提升在很大程度上对出国人员的经济情况也有所帮助。因此，外国商会与中国的出国留学人员在社会大环境下亦建立起了一种模糊国籍和国界的大循环关系。在三个由小及大的循环周而复始的运转下，在华的外国商会们正在慢慢脱离疆域和国家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