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部长一定想不到2G到3G会如此犯难，当年从模拟蜂窝时代到2G只用了一顿饭的功夫。”关于中国移动通信网络的上一次升级，一位老专家告诉《商务周刊》，1990年代初，时任邮电部部长的吴基传在一次晚上下了班之后，跟宋直元副部长去吃了一顿饭，“饭桌上征求了一下意见，就拍了板”。

    这个饭桌上拍板的版本确实有些夸张。“我当时是参与其中的人。”被称为TD-SCDMA之父的大唐移动通信设备公司高级技术顾问李世鹤回忆说，包括他在内的专家组多次到国外去考察，开了很多次研讨会，并认真听取运营商的建议，最后，所有建议在时任邮电部副部长林金泉处集中讨论后向吴基传汇报。这一决策过程从1991年到1995年，一共花了4年时间，吴基传“才拍的板”。

    “2003年从信息产业部部长位置上退下前，吴基传对发放3G牌照也曾明确指示，要谨慎，不要急，不能把中国变成外国的试验田。2001、2002年的时候运营商的压力多大，吴部长就是不拍！”李世鹤认为，现任信息产业部部长王旭东继承了吴基传的这一风格。

    同样是耗时长久，但中国移动通信业两次网络升级的决策仍然有着极大不同：2G向3G升级的“集体议事”由于参与者众多，远比1990年代初那次静悄悄的决策喧闹得多；二是这一次坐在3G决策桌前的掌舵者也确比吴基传为难得多。他们面临的考验是：如何在市场化操作路径下，充分运用行政决策的智慧，使中国自己的标准在3G市场中取得一席立足之地，甚而获得超越的可能性。

3G前夜症候群

    2月21日，一年一度的TD-SCDMA年会前一天晚上，本刊记者突然接到年会主办方通知，年会临时改为内部会议，不对媒体开放。会议举办前十几个小时突然做出这样的决定，确实十分令人费解。但是，对于外界来说，这也只是3G牌照山雨欲来的时候所呈现的种种乱像之一，让人更加深刻的体会中国3G问题之复杂。

    今年1月20日TD被宣布为国家标准之时，就有设备商向本刊透露，信息产业部私下已紧急叫停WCDMA网的建设。2月12日，发改委、信产部正式发文下令叫停和拆除违规网络。有报道称，率先筹建WCDMA网的中国移动还被信产部特别点名。

    TD-SCDMA年会之所以突然加密，也许是因为有关政府部门深知在复杂的局势中，任何微小的变化都可能牵一发动全身。事后，一位知情人对记者解释说，如果媒体在会上提敏感问题，或者信产部官员无意中泄漏3G部署，将会使局面更加复杂。

    但2月22日年会的相关内容还是通过各种渠道透露了出来，其中国资委研究中心新产业战略研究部部长卢俊奇抛出来的一个方案引起外界关注。

    卢俊奇在发言中建议，TD的网络运营和业务分离，由中移动控股、多家电信运营商以及民营资本和外国资本共同投资，成立专门的公司来运营TD基础网络。虽然此前流传过的3G牌照发放版本颇多，但由于卢的国资委背景，这一方案的权威性大大增加了。

    更重要的是，卢俊奇方案与2月20日某财经报纸报道的信产部三位专家顾问曹淑敏、宋俊德、陈金桥提交的一份3G政策建议十分相似。

    但现在就断言还为时过早，本刊分别采访了北京邮电大学学位委员会主任兼研究生院院长宋俊德教授和信产部电信研究院通信政策研究所所长陈金桥博士，他们都一口否认自己提交过这份方案。“绝无此事。”陈金桥表示，据他所知，报道中所指另一位专家信产部电信研究院副院长曹淑敏也没有提交过什么方案。

    究竟会怎样运营TD标准，到目前为止，信产部的表态还只是一句“实力运营商”。这两份方案出来之后，业界关心的焦点迅速集中为两点，一是会否以成立单独的公司、多家运营商合建一张网的方式运营TD；二是中国移动会否主导TD的运营。而卢俊奇的观点更让外界猜测，是否此前所普遍预言会归中电信持有的TD牌照会“高攀”中移动？为此，本刊访问了近十位业内人士，他们一致倾向于将卢的方案仅仅看作是一名专家的普通建议。

    在北京邮电大学吴伟岭教授和赛迪顾问公司高级副总裁绎明宇看来，合建基础网络的方案是为吸引运营商运营TD而提出来的。吴伟岭介绍，这个方案出来之后，中电信和中移动都想作基础网络运营商，“大家都抢得不行”。 

    “但这个方案是纸上谈兵。”绎明宇解释道，TD的接入网（基站和RNC）可以重建，骨干网（核心网）只能租用四家运营商的现有骨干网。假设基础网络公司租用中国移动的骨干网，那么自己有骨干网的中国电信不会愿意作租用中移动骨干网的“虚拟运营商”，而中国移动要实现互联互通还要租用其他运营商的骨干网，“谁都不会愿意只作虚拟运营商”。

运营商悬念

    一直以来，业界多有中国移动肯定不愿意上TD标准、TD将由中国电信运营的判断，但进入2006年，情况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2月14日，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的2006年度3GSM世界大会上，中国移动总裁王建宙表示，中国移动的3G网络将直接采用HSDPA技术。这一表态被媒体解读为继续强调其上马WCDMA的决心，因为“HSDPA即是WCDMA的升级版”。

    然而多位电信技术人员均对本刊表示这个说法站不住脚，他们认为HSDPA技术并不被WCDMA所独享。一位参与过3G外场测试的工程师指出：“HSDPA是指高速下行分组接入技术，TD同样可以发展HSDPA技术，而且目前大唐内部就正在进行HSDPA的相关研发”。

    3月16日，中移动在香港联交所举行业绩发布会，王建宙题为“当前中国3G的五个重点”的发言更耐人寻味，他说：“中国政府及企业均支持TD的发展……中移动是北京奥运唯一的移动通讯合作伙伴，将确保2008年能提供3G及国际漫游。”

    “态度在起变化了。”水清木华电信分析师沈子信分析说，王建宙的表态充分表明了中移动的“暧昧”：“对TD标准最积极的是铁通和卫通，最不积极的是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最暧昧的是中国移动和网通。”
“国家会根据用户群、现金流、运营经验、技术准备、品牌形象、内部管理和自愿性7个指标来挑选TD的运营商。”沈子信认为，前6个指标中国移动的优势自不必说，即使从自愿性来讲，中国电信想上WCDMA的动机并不比中国移动小。

    沈子信认为，实际上，春节前信产部叫停WCDMA建网一事，主要是针对中国电信，而不是如外界所传的针对中国移动。他指出，中国电信打的是固网与移动融合的算盘，在这方面，WCDMA技术下的IMS（IP多媒体子系统）更有优势，这与此前西门子内部人士告知本刊该公司正与中国电信在IMS方面进行紧密合作的情况相吻合；此外，中国电信选择的TD规模网络试验城市是保定，保定的人口比厦门和青岛都少，而规模实验最重要的是看人口。中国移动选址厦门，意味着其外场测试规模的增大和覆盖规模的提高。此外他认为，另一条新闻不可忽略，即大唐计划在香港建TD网络。

    “CDMA全球第一张实验网就搭建在香港。在香港建网不引人关注，TD实际是在布局珠三角。”他预测说。
绎明宇也认为，由中国移动运营TD，对TD的发展最有利。“3G与2G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其与互联网结合的增值业务，而中国移动在增值业务方面有更强的创新能力、分销体系和对SP的控制力。”他指出，“TD还没有规模效应，需要实力运营商支撑，而能让TD真正成功的只有中国移动。”

    从财力上看，中国移动的净利润超过中国联通、中国电信和网通三家之和，现金流充足，而TD在发展初期正需要强大的现金流来支撑。但清华大学信息学院王京教授认为，在谁上TD的问题上，国家也会考虑另外一个因素，即电信市场开放之后，国外的运营商涌入中国，应该让国内的运营商保持一定的强势，而不能杀富济贫去平衡竞争关系。

    有趣的是，本刊在采访中发现，以信产部电信经济专家委员会秘书长杨培芳和王京为代表的专家站在TD的角度考虑，反而不倾向于让中国移动来运营TD。王京说：“我觉得TD的宝还是应该押在中国电信和中国网通身上，因为作为没有2G网络的运营商，他们会一门心思地经营TD。”

    王京一度也觉得TD“需要一个富人去养”，但他反过来一想，中移动上了TD之后，其GSM的收入仍然是大头，“它并不一定指着TD赚钱，也许就不会卖力的去经营它，反而不利于TD发展”。

    但对于决策层来说，牌照也许并不是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沈子信认为，现在政府的策略是先在局部区域让TD网络成为既有事实，然后根据宏观经济环境发放牌照。

    国际环境也在考验着政府的智慧。一位老专家向记者讲述了一个故事，几个月前，信产部部长王旭东在内部发表了一个关于支持TD讲话，之后一位信产部官员接受采访时透露给媒体，结果传到美国那边，当时正值吴仪副总理在美国谈判，美国的谈判代表当即向吴仪抗议中国WTO承诺履行不到位，后来这位官员被调离原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