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把北京的所有资料给天津参考，又把北京和天津的资料给西安参考。”王立德透露，“我希望许巍的巡回演唱会能够保持一年两到三场的频率，一圈做完之后在北京再做一场，并且是在能够容纳更多观众的工人体育场做。”
相对于目前许巍商业演出时4首歌15万元的要价，演唱会需要花费更多时间，并且准备工作也要复杂得多。百代之所以对演唱会花费大力气的原因，是把演唱会当作一种为许巍量身定做的宣传方式。
“唱片宣传需要面对全国市场，中国太大，我们没有那么多的宣传费覆盖每一个城市，而且宣传期有限，在四个月的时间里只能用点放的方式来做一些零散的宣传。”王立德解释到，“我们用巡演来做许巍的宣传，首先可以让他的宣传在每个城市都非常集中；其次也可以让一些唱片宣传没有达到的层面和消费者认识喜欢这个人，对他之后的唱片销售有很大帮助。”
2006年1－2月期间，百代还策划了许巍的校园巡回演唱会。百代中国华语音乐企宣部企宣总监黄宜蔚说：“许巍是没有办法按照一般的艺人来做企划的歌手。因为采用的宣传方式如果不能接近他真实的本质，他的表现就不好。对于我们来说，演唱会带来的宣传效益比收益更重要。”
以许巍的天津演唱会为例，演唱会恰好在平安夜，在之前的宣传活动中，百代就与主办方联系，安排了一个许巍到孤儿院访问的活动。许巍不但十分配合，而且坚持自己捐钱。“我不否认有商业目的，”黄宜蔚说，“但这是符合许巍个性的，所以他愿意去做。”
在百代，许巍和陶是两个特殊的没有唱片出版计划的歌手，只有当他们自身的歌曲创造完成后，百代才会进行唱片制作。为了平衡商业活动和许巍的个性，百代方面还与许巍达成协议：从做媒体活动开始，增加一些小型商演；坚持真唱，但在小型商演的时候，放伴奏带不带乐队，大型演出才带乐队。
黄宜蔚透露，在北京演唱会之后，百代就已经开始在许巍身上赚钱，目前公司还有安排许巍进入台湾市场的打算。
争论 但是，2003年发行的《时光漫步》被一些摇滚迷看作许巍“堕落”的开始。有网友如此表示对许巍的失望：“1997年，我听许巍第一张专集《在别处》，周围的人说什么东西吵死了，所以我狼狈地带上了耳机；2000年听《那一年》，虽然有些人仍然嫌吵，但开始有一些人称赞里面吉他弹的好听，叫开大喇叭音量给大家欣赏，举手表决反对赞成五五开；2003、2004年继续听《时光漫步》和《每一刻都是崭新的》，许巍成了当代柳永，全国各地凡有音像处皆有许巍词，连我山区初中辍学回家务农的表弟也从伍伯的‘痛哭的人’改唱许巍的‘体会着狂野，体会孤独’了。2006年许巍唱着《在路上》，当初那些爱听吉他伴奏的人势力强大，一下子成了铁杆歌迷，一窝蜂在台下哭着喊着只听《曾经的你》和《蓝莲花》。”
更多的批评意见集中于，签约国际唱片公司后，商业的腐蚀使得许巍失去了原有的音乐追求，从以往对生命的痛苦思考演变成现在的口水歌。
“很多内地人觉得四大国际唱片公司特别商业，看不起国际公司的操作方式。”王立德对此也十分苦恼：“唱片公司必须面对赢利问题。最起码我们不是纯粹的商业派，也不是文化理想派，而是务实派。”
“把F4做成许巍，你就是疯子；把许巍做成崔健，也是疯子。”王立德说。
作为乐评人，郝舫的《灿烂涅》和《心花怒放》曾经是摇滚青年们的“必修课本”。当谈及许巍音乐的商业化争议时，他的口气一下子变得激动起来：“摇滚乐不是天生‘穷摇’，它也是一种音乐形式，是一种产业，必须市场化。不喜欢听的人可以滚蛋，不听。”
郝舫认为，如果一个市场被大公司瓜分了，只能听他们出产的垃圾音乐，我们才需要歌颂小公司，而现在中国市场并不是这种情况。“在音乐制作上，大公司显然更加专业，比如小公司一张唱片的录音费用为2万—3万，大公司为一首歌就能投入1万—2万。”郝舫说，“不管音乐有多好，不经过一定工艺就制作不出好听的唱片。大公司有录音的质量保证，宣传费用也更多。而且大公司更强调发行、铺货的能力，至少许巍一旦发行了新专辑，就能让大家都知道。”
红星时代的许巍发布第一张专辑的时候，由于当时人事变动，了解许巍的人都离开了，因此这张唱片基本没有对外宣传。录制第二张专辑时，包括协调乐手、与各方谈价格等事情，都由许巍一手包办，这让当时还在进行音乐创造的他十分痛苦。也正是这段经历，让许巍认可了现在百代的专业操作。
“在这样一个公司，所有人都各司其职，我只专注于写歌唱歌。”许巍说，“中国音乐要走出来一定要专业化，也只有专业化有保障的公司才会有宽松环境，这是一个大趋势。”
许巍目前正在尝试创作方面更加专业化的改变，他希望写给其他歌手的音乐不再带有许巍的影子，“这对我而言是对音乐生涯的一种拓宽”。至于那些认为许巍会越来越商业化的担心，他坚持到：“关键是做音乐的态度，要诚恳，这一点我不会改变。”
“我不需要别人来捧我，也不需要别人来打击我。我早就做好准备，如果有一天大家不让我唱了，我就踏踏实实过自己的日子。”说此话时，手上带着一串佛珠的许巍保持着微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