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精英统治型社会的崛起，专家们的地位优势瓦解了平等的沟通，值得警惕的是，他们控制下的话语权很可能歪曲常识，遮蔽对公共价值和政策取向的讨论，最终引向新的集权和专制。
没有什么是容易的，但最难的是改变一个人。
在已故中国领导人邓小平1989年底感慨“中国改革最大的失误是教育”之时，相当多的知识分子是不以为然的——大家都是平等的，谁教育谁啊？
17年后的今天，这些当年有着某种共同性的知识分子已经发生了巨大的身份和思想分化。在强大无匹的商业化浪潮中，多数人重新找到了自己作为一个经济人的社会定位，他们其中的相当一部分成为社会精英，拥有了教育、影响乃至指挥别人的权力和责任，大概会更明白伟人当年的深意。举个大众化一些的例子，湖南卫视“超级女生”杭州赛区比赛中，当拥有相当专业水准的孙闻雍、郝菲尔、朱雅琼等先后因为短信票数过少走上PK台，并先后被31位大众评委投票“逐走”，而声线单薄的漂亮双胞胎组合却荣登冠军，在场评委和相当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恐怕都会油然而生一种无奈：“音乐教育真失败啊。”
张维迎说出那句“正确的观点是不需要投票的，否则谈不上尊重科学”，举座皆惊。人们无法相信这种赤裸裸的反民主言论出自1980年代中国改革智囊机构“体改所”的先锋人物、1990年代游学欧美的海归教授、进入2000年以来最为媒体和企业家追捧的著名市场派经济学家。然而，这确实是一大批精英人士或明或暗的心理共识：民主当然好，但民粹是愚蠢的，因为大众——尤其是中国大众——无知而盲从，因此在将他们教育为“合格公民”之前，需要专业精英像“训政”一样指挥社会发展，由政治、学术和社会精英决定是非对错，确定价值标准，拿出公共政策，指引方向，芸芸大众只需要跟着走就够了，否则整个社会将陷入低能、混乱和低效之中，“耽误正事”。有意思的是，持类似观点的精英人士可能分属官产学媒不同职业，甚至分属右翼的“自由主义”或左翼的“威权主义”以及在朝的公务人员。
最近，我们又看到一个社会精英赤裸裸侵犯法治最基本常识的范例。受人尊敬的传染病医生钟南山院士前不久手提电脑在广州街头被抢，报案之后，“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批示要求‘尽快破案’”，“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成立了级别很高的专案组，组长直接由该分局局长承担，广州市公安局有两位副局长亲临指导”，结果在10天之内把钟院士的电脑完璧归赵。被抢的电脑找回来了，这本是好事，但钟院士却说出一番话来：“广州治安状况和目前没有有效管理无业游民直接相关，偷窃与抢劫的人，和城市流浪人员只有一水之隔。”因此钟院士呼吁重新收容游民，他认为这就是“以人为本”：“在设计法律制度方面，我们应以什么人为本？就是应以好人为本，而不是以坏人为本，对敌人的宽容就是对人民的残酷。”
当孙志刚被掌握公权力的警察认作“一水之隔”的坏人而在收容所遭毒打致死，同处一座城市的钟院士没有像自己丢笔记本电脑那样充满感慨，按照他以上的逻辑，好人孙志刚只是对坏人严酷的过程中一个不可避免的牺牲品。这是法治在中国的悲哀，对中国人来说，除了科学与民主，法治是从西方文明拿来的最响亮的口号了，然而历经20年法治建设和大规模普法，法治精神在中国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认同。保护公民权利、制衡权力滥用和打击犯罪、控制秩序这两大任务之间，像钟院士这样的精英人士都毫不犹豫地后者，因为社会治安是现实而具体的，个人权利反倒成了抽象的概念。
“人民反对拉里，但如果对我这样的人渣的合法权利都加以保护，那么你就永远处在安全之中，因为我是最坏的。”臭名昭著的美国《风尘女郎》杂志出版商拉里·弗林特在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庭上慷慨陈词时，他最激烈的反对者都为之动容。而当那些呼吁废除收容制度的人呐喊“对正义的饥渴，不能用非正义手段来解；实现社会公正，哪怕天塌下来”，我们的一些精英发表文章斥责他们“不懂老成谋国”，“容易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影响社会安定团结和经济发展。
我们原本认为“朕即真理”和背诵领袖最高指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然而，随着精英统治型社会的崛起，专家们的地位优势瓦解了平等的沟通，值得警惕的是，他们控制下的话语权很可能歪曲常识，遮蔽对公共价值和政策取向的讨论，最终引向新的集权和专制。让我们记住一位名叫魔鬼教官的网友在其博客上写的一段话：“一个民族的落后首先是其精英的落后，而其精英落后最显著的标志就是他们经常指责人民的落后。”从这个意义上讲，最需要教育的是掌握有更多公共权力并被赋予重任的社会精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