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我的任期内，我将着力推动中国与瑞典汽车企业的合作与发展
● 在很多其他国家使用国内产业补贴等措施来支持受到冲击的行业的时候，瑞典不会这样做。以开放的心态来对待其他国家富有竞争性的产品，这在瑞典具有悠久的传统和历史
● 预防腐败的问题得从两百年前开始说起，在那时，瑞典就建立了类似于人民监督的机制

    瑞典驻华使馆里的每一个细节都在提醒你，瑞典有一个著名的家具制造企业——宜家。大使林川告诉记者：“瞧，我们这里所有的办公用具都来自宜家。”简单、舒适、环保、高科技，这些宜家在中国传播的生活理念，似乎也正是瑞典这个国家给中国人的感觉。

    在林川大使办公室外的走廊上，挂着很多人的头像，大使自豪地说：“刚好100年前，瑞典第一任驻华官方公使来到中国，2007年是个具有纪念意义的年份。”

    林大使很健谈，在正式采访开始之前，他聊到了很多，都是关于中国和瑞典这两个国家在很久以前的故事。其中一个很有趣：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郊区，有一座漂亮的皇宫花园，花园中赫然矗立着一座中国式宫殿，瑞典人把这座按照他们想象中国的模样建造的宫殿叫作“中国宫”。很多瑞典人都喜欢得很，争先恐后地要在自己家也修这么一个园子。林川感慨到：“中国文化真是很有影响力。” 
 
    中瑞两国悠久的外交历史和中国文化深远的影响，一直是林川大使强调的重点。上任不到半年的林川显然花了很多时间了解中国，他对“两会”、“和谐社会”这些富有中国特色的概念一点也不陌生。

    《商务周刊》：中国一年一度的“两会”刚刚结束，它也同时受到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您以外交官的身份和视野，能否谈谈“两会”给您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是什么？

    林川：这是个很好的问题。我们都知道，中国政府目前的政策中一个很重要的字眼就是“和谐”，它主要是指国家内部的和谐，即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这次“两会”，我们看到的很多提案都是围绕这一主题展开的。我认为一个很有意义的事实是：在很多方面，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几个基本要素都与瑞典的现状密切相关。换句话说，我认为，中国可以从瑞典那里学到很多经验。

    我注意到，胡锦涛主席曾经提及“构建和谐社会”的几个方面，首先，是要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这就涉及到一个国家的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政策。在这方面，瑞典一直走在全球各国的前列，它一直致力于呼吁人们对于全球气候变暖等环境问题的关注，并为此做出了许多工作。1972年，联合国举行的第一次环境会议就选择在我们的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会议讨论了保护全球环境的行动计划，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可以说，瑞典倡导和发起了全球进行环境保护和关注气候变暖的讨论。

    其次，胡主席所说的“构建和谐社会”还包括缩小贫富差距。在这方面，瑞典也有很多经验可以借鉴。自1930年代以来，瑞典就开始实施缩小贫富差距的所有制改革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因此，瑞典的贫富差距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

    最后，中国还提倡积极创新，尤其是促进科技领域的创新。众所周知，瑞典一直是世界上最富于创新的国家，它如今已成为世界研究开发最先进的国家之一。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瑞典、中国、和谐社会，在我的眼中，它们是密切相关的。

    《商务周刊》：去年瑞典“哥德堡”号仿古船访华，在中国社会掀起了一股“瑞典热”。由瑞典知名企业组成的庞大代表团的到访以及中瑞经贸日等活动的召开，也促进了中瑞经贸合作的发展。半年多过去了，“哥德堡”号带来的热潮是否还在延续？ 

    林川：没错，“哥德堡”号到访中国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事件，它也是瑞典方面一次很高级别的访问，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和王后西尔维娅都随船来到了中国。我想，“哥德堡”号的到访更多是充当了一个很好的媒介，让中国老百姓和中国商人了解瑞典，让他们知道瑞典除了制造很好的手机之外还有许多其他领先的领域。

    有关双边的贸易额统计也可以看出，截至去年年底，瑞典出口中国的贸易量实现了10.4%的增长，进口自中国的商品额增长了27.2%。我们有逆差。粗略来算，去年瑞典对中国的出口贸易额为32.8亿美元，进口贸易总量为34.5亿美元。

    总的来说，两国的共同点是经济都在加速发展。中国现在炙手可热，每年的GDP增长很快；瑞典在过去10年里也取得了骄人的经济增长成绩。在这种形势下，两国间贸易肯定是向着积极的方向发展的。

    《商务周刊》：但事实上，就2006年瑞典投资中国的总额来看，实际投资额仅为13.67亿美元。您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未来几年是否会有所改善？

    林川：我认为，这个数字应该更高才对。你知道，统计方法的不同会导致数字的巨大差异，有很多的因素使得一些发生在中瑞间的双边贸易活动没有计算在内。举例来说，瑞典宜家在中国每年向世界各地出口高达25亿美元的家具。而这并不被算在双边贸易量的统计中，而实际上，这种发生在瑞典之外的贸易流量很大。 

    以荷兰为例，很多跨国公司都选择在荷兰建立母公司，因为那里有优惠的税收政策。这样做的结果是，这些跨国企业在全球的投资最后都算在位于荷兰的母公司账上。每次看欧洲国家FDI的统计数据，我们都能发现荷兰总是位居榜首。但这并不意味着荷兰真的在其他国家进行了那么多的贸易和投资，这只是那些跨国企业为了合理避税而造成的一个结果。

    今天上午，我刚刚会见了来自瑞典企业利乐集团（Tetra—Pack）的代表团，这家全球无菌包装巨头今年准备在中国投资2.5亿元人民币。我当时很高兴地说：“这笔来自瑞典的投资真大！”他们回答说：“不，这笔投资可不算是来自瑞典的，因为公司把它算作亚洲总部的投资。”这真的很遗憾。我必须说，数字并不能说明一切。我用这些例子来回答你的问题就是想说，这个数字低估了中瑞贸易与投资的实际发生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