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周刊》：瑞典的环保技术堪称世界领先，而且它近几年来也对像中国这样遭受环境污染的国家出口环保技术很感兴趣。您能否介绍一下瑞典企业已经或将给中国在环保领域带来怎样的帮助？目前有哪些在谈的项目？
林川：首先，我想说，瑞典一直与中国国家环保总局有着长久和密切的关系，比如我们一直在给环保总局在北京建立的一个国际研究组织“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提供财政和专家支持，在政策层面有着很多的沟通和交流。瑞典使馆内专门有两位环保专家，负责与瑞典的环保组织、机构和环保企业联系。两个政府致力于在环保领域开展广泛和密切的合作。具体来说，我们知道，由于环保科技是需要较高的科学技术做支撑的，气候变化、垃圾处理、净水处理等问题都不是简单的科学技术就可完成。同时，进行环保工作还是一个系统的工作，需要制定规划和政策，所谓的环保合作并不是指购买瑞典的一台先进机器或设备就可以的，这是两国在该领域合作所必须强调的重要一点。
在我的理解中，环保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实施，这方面瑞典有很多经验可以与中国分享。目前已经有几家瑞典公司进入了中国，比如从事废弃物自动收集的ENVAC公司。瑞典驻华使馆也将专门建立一个特别小组，希望能够帮助这些公司与感兴趣的中国城市或企业展开对话。
《商务周刊》：中国企业，尤其是来自东部一些民营企业在瑞典的投资活动日趋活跃。我们很想知道，瑞典政府对这些企业所持态度如何？瑞典当地社会是否欢迎这些来自中国富有竞争力的产品和制造商？
林川：你说的没错，如今有很多来自中国浙江的商人在瑞典进行贸易和投资活动。几星期前，我刚与中国凡尔顿集团的骆金星先生和瑞典卡尔玛市市长Johan Persson会过面。他们正在合作开展一个很有意义的项目——卡尔玛的中国城。这是个非常吸引人的项目，2月刚刚举行了奠基仪式，有望在2008年竣工。这个中国城将主要从事中国商品的批发生意，我一直都在密切关注该项目的进展。在卡尔玛市有很多来自浙江的商人，我相信他们将在瑞典做出积极的贡献。
瑞典政府向所有的外国投资持开放和欢迎的态度。瑞典投资总署在中国设立了专门的办公室，目前已经吸引了60多家企业前来投资，其中包括浙江的民营企业，他们在瑞典主要从事日用商品的销售；另外还有一些企业，比如中兴、华为等高科技企业，他们意识到瑞典在手机、通讯设备等方面有着先进的经验可以学习，所以选择瑞典建立研发中心；中国企业前来投资的第三种形式则是像中国第二大公司国家电网公司那样，在瑞典与当地企业合作开发生物燃料，投资额达到15亿克朗。我相信，不论是哪种类型的企业，中国企业到瑞典肯定会有所收获。我现在很关注中瑞在汽车制造领域的合作，人们都在研究如何提高汽车的安全性，瑞典西海岸有一个世界上最先进的汽车安全性研究中心，在研究如何做到汽车和道路的智能化沟通。因此我认为，中国的汽车制造商应该多去那里学习。我希望能够在我的任期内，着力推动中瑞汽车企业的合作与发展。
至于中国商人对瑞典当地企业的影响，很多问题需要时间去观察，到目前还没有看到出现什么大的问题。我要强调的是，瑞典比很多其他欧洲国家拥有更灵活的政策。举例来说，1970年代中期，瑞典是世界第二造船国家，后来日本和韩国的制船企业后来居上，几乎取代了瑞典的地位，瑞典制船企业遭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因为他们的产品更便宜，质量更好，最终瑞典选择了退出这一行业。在很多其他国家使用国内产业补贴等措施来支持受到冲击的行业的时候，瑞典不会这样做。拿制鞋产业来说，瑞典已经在很久以前就没有制鞋业了。因此，以开放的心态来对待其他国家富有竞争性的产品，这在瑞典具有悠久的传统和历史。
至于人们经常提到的自由贸易带来的当地居民失业问题，瑞典不用担心。瑞典政府有很多的培训计划，能够保证人们再失业后进行再就业，这样一来，人们就会觉得事情不是那么糟糕，是可以接受的。一个很实际的例子就是，在几年前，很多手机的制造是在瑞典进行的，而现在，很多手机制造厂都已经搬到中国这样的国家去了。最后，瑞典政府就关闭这些制造厂，妥善的安置了原来的工人从事其他行业的工作。
《商务周刊》：2005年，中国和欧盟签署了有关纺织品贸易的协议，这一协议将在2008年到期。在这个日子逐渐到来的时候，您如何看待未来中欧纺织品贸易的走势？这是否意味着另一轮的争论又将开始？瑞典还会一直坚持反对对中国纺织品设限的政策吗？
林川：我们在纺织产品的问题上，一直反对对中国纺织产品进行限制。不可否认，欧洲很多国家遭受到来自中国的纺织品和鞋制品的冲击，因此制定了很高的关税，并给中国政府不断施加压力。说到2008年，我认为，欧洲很多国家的政府将产生新的变化，比如法国新一届政府的诞生，这就使得预测2008年中欧纺织品贸易形势很难。
记得4年前，我作为瑞典政府驻日内瓦的首席谈判代表，参加了一系列有关中国入世的讨论。可以说，4年前我就在努力将中国拉进WTO这个大家庭中来，瑞典政府希望中国能够加入到多边自由贸易的行列中来。在今天，我们还将继续遵守自由贸易的政策不会改变。
《商务周刊》：瑞典一直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廉洁的国家之一，与政治腐败、商业贿赂等问题基本绝缘。腐败问题一直是近些年中国政府工作的重点，如何从制度安排上“预防腐败”也是刚结束的中国两会关注的焦点。瑞典在这方面又有什么经验可与中国政府分享吗？
林川：关于瑞典的政治机制是如何做到预防腐败的，得从两百年前开始说起，在那时，瑞典就建立了类似于人民监督的机制。简要来说，瑞典人一直有这样的传统，政府相信群众的耳朵和眼睛，并依赖人民起到广泛的监督作用。瑞典的政治选举过程也是受到监督的，行贿选举是绝对不允许的，一个高效率的政治机制是可以避免腐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