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行政管理层级减少，今年上半年，来自省里的专项拨款将近4000万元已经到位，是去年同期的8倍。对于一直愁钱的财政局长来说，于占民已感觉到了扩权后的好处：“以前，专项资金到了市里经过分解下拨，到县时间比较长，现在省里的专项资金直接拨付到县，速度明显加快。”他认为，扩权后的体制优势已经开始显现，截止到今年6月30日，丰宁县财政收入已经完成1.27亿元，占全年预算1.4亿元的90.68%，同比增收6277万元。
扩权难解县级财政危机
扩权的体制优势虽然已经初步发挥作用，但对于丰宁这样的长期贫困县，于占民也很清楚，目前的扩权还只是市县之间经济权力的缩和放，对整个行政体系来说，至多是一个“楔子”，仍难撼动大局。
“因为长期的财政困难，本该政府承担的公共财政投入和法定支出不能安排或者安排不足。”于占民给记者提供了一组数据：今年丰宁县计划生育事业费预算应安排235万元，预算仅列60万元；卫生防疫津贴应安排20万元，预算未能安排；科技三项经费预算应为163万元，预算仅安排6万元；农村沼气建设配套资金39万元，预算未能安排；德国援造林项目配套资金59万元，预算未能安排；水利防汛及小型农田水利补助资金60万元，预算仅安排3万元。
多年的地方财政工作，让于占民痛感县级政府所长期以来面临的财权与事权得不到统一的状况一直难以得到解决，“一方面，大量的事权在地方政府；另一方面，地方财政困难，地方政府公共财政职能难以发挥”。
财政部科研所在《改进省以下财政体制的中长期考虑与建议》中指出，形成目前地方财政困难的原因很多，但政府职能定位不够明确、不够合理，各级次之间事权划分不清晰，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加之近年省以下体制内事权重心下移而财权重心上移，使两权更加缺乏呼应，基层感到困难加重。
县级财政困难的原因之一也反映在税制设计上，于占民认为目前中国的税制对地方是很不合理的。目前中国的税收是逐级上缴，税收分享与政府级别成正比。他举例说，增值税现在占丰宁县财政收入的49.8%，去年是6300万，但按规定中央从中要拿走75%。
所以，于占民认为，扩权强县只是实现了改革的第一步，还需要中央下一步更深入的体制改革和配套改革。
财政部研究所的报告也建议，在财力分配上，要大力向基层政府倾斜，降低上解比例，取消困难县的上缴任务，共享税的返还部分要尽可能多留给县级财政，使基层财政能在涵养财源的基础上休养生息、正常运转，从而真正担当起基层财政的职能。同时行政管理体制调整、机构改革和税制改革等相关配套改革也要同步跟进。
财政联邦化下的深层矛盾
然而，专家们也注意到，目前河北的“扩权强县”改革仍仅限于经济性分权阶段，在这场自上而下的政府组织内的制度变迁中，对传统体制下的行政管理模式和人事管理并没有触动。
对此，国家行政学院行政体制改革问题专家汪玉凯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认为，这是很正常的，也是渐进式改革的必然选择。“在经济性分权和行政性分权不匹配的情况下，这种渐进改革应该说是最现实的选择。”他说，“改革的进程取决于试点的结果和中央对行政体制改革的总体把握。”
尽管汪玉凯也认为，从理论上看，只有经济性分权与行政性分权同步进行才是理想的改革，但他指出，中国的改革一直走的是渐进式道路，一步到位会震动很大。
“虽然经济性分权与行政性分权的不同步有可能影响到改革是否彻底，但只要把握好一个度，改革成功的希望很大。”汪玉凯认为，在经济性分权试点取得成功后，随着改革的深入进行，在最终取消市管县体制后，行政性分权会进一步放开。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姚洋教授曾对中国的财政体制有过深入研究，他告诉《商务周刊》，中国在政治上是单一制国家，但在1994年实行分税制后，中国的财政体制高度联邦化，地方政府拥有独立的财政收入和独立的事权。
在中国，财政分权并不始于今日。计划经济时代虽然中央财政占统治地位，但也经历了1950年代末和文革初期的两次财政分权。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财政体制进一步走向分权，1980年代中后期实行的财政包干制度是分权的顶峰，并导致中央政府收入比重的急遽下降。于1994年实行的分税制遏制了这一趋势，但也同时将财政分权制度化了。
但是，单纯的财政分权和改革的不配套造成了今天的诸多矛盾。姚洋分析认为，适度的财政联邦化有积极的作用，但目前中国财政联邦化倾向远远超过了适度的界限。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财政联邦制和中国目前的行政架构是不匹配的，其后果是导致了各级政府行为的商业化和机会主义倾向。他警告说：“长此以往，必然损害中国的经济增长和政府的权威性。”
“各级政府虽然拥有独立的财政收入，却没有独立的行政权力，上级政府在政治上仍然对下级政府享有绝对的权威。”姚洋说，在这种情况下，上级政府很容易发生机会主义行为，把问题尽量往下级政府压，把资金尽量往本级政府调。这种短视行为的结果，使矛盾被层层下放，上级政府的日子好过了，下级政府的日子却难过了。
“这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财政问题，而是关乎政府行政体制、乃至国家安定的大问题。” 姚洋认为，就政府行政而言，政府行为的机会主义倾向导致腐败，有损政府行政的公正性，政府的行为因此越来越像惟利是图的企业，而不是处理公共事务的权力机构；就国家安定而言，下级政府是和老百姓接触最密切的政府，矛盾在下级政府的聚集会引起老百姓对政府的不满，从而影响社会的安定。
所以，对于目前在丰宁以及整个河北展开的“扩权强县”运动，他表示，“这是一个很有看头的开始。”
用进一步放权调整财权和事权
——访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姚洋
从“强县扩权”和“扩权强县”到“三级政府”
《商务周刊》：目前，“强县扩权”的思路在河南、安徽、广东等省份出现了很多试点。而河北省目前已经划出了20多个县进行另一种“扩权强县”试点。尽管名称多有不同，但这些地方普遍的做法是，在中央政策和法律允许的前提下，给一些县赋予与设区市部分相同的经济和社会管理权限，这些权限包括极为敏感的税收权、财政结算权、经费划拨权、计划申报权、项目审批权、用地审批权、证照发放权等等。在您看来，在今后一段时期内，这种试点是不是改革的一个风向标？
姚洋：我觉得“强县扩权”、“扩权强县”是取消地级市的一个步骤。我认为，市管县是毫无必要的，从整个国家政府架构来看应该是三级政府，就是中央、省和县。以前我们刚解放的时候就是三级政府，后来区公所相当于乡，地区行署相当于市，变成现在的五级政府。这样的设置层级太多了。当初我们设立地区行署是因为交通不发达，现在已经是信息时代，应该回到解放初的那种架构。也就是说，市只要管好自己市区那一片就行了，县就让它自己发展。
虽然从地域范围看县会比市大，但无所谓。美国的很多市，比如华盛顿特区，它管的范围就是很小的一块，但它周边的县都变成了大的华盛顿地区。我觉得现在的改革试点对冲击我们大一统的观念很有好处。你到下面去一问，大家都恨不得把周边的县都划给中心城区管，这样好去拿很便宜的土地，这不是个好现象。
《商务周刊》：实际上，我国在设立地级市以前，实行的是地区专员制度，但这些地区行署最后都慢慢由虚变实，最终演变成地级市了。
姚洋：因为政府的每个官员都有权力膨胀的需要，当地区专员是没有实权的，只是省里派下来管理这十几个县的工作人员，而当市长他就有权力了。而且原来的制度只设专员不设其他班子，变成地级市之后几大班子都有了。因此大家都有这个冲动要变成市。
不过这样一来，市和县的冲突越来越大，因为财权、财力都集中到中心城区，县里剩下的资源就少了。但是很多事权、事务还是由县在负担，比如教育、修路等等。
如果市有所谓的再分配功能，比如它把十几个县的收入通过地级市重新分配，可能还好一些。但问题在于这种重新分配——转移支付——往往做不到，最后发现这些上收的钱都投在中心城区里盖楼、修路了。另外，我们是不是要在这么小的范围内来做二次分配？十几个县，穷的地方还是穷。如果把再次分配放到全省来做，应该更好一些。比如说广东，珠三角很富裕，但粤北也很穷。韶关也是一个地级市，但它能做多少再分配呢？那个地区都穷。但是如果你把它放到全省，广东省背一个韶关完全能背得动，只要稍微从珠三角挪过来一点就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