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经济奇迹就像一场“击鼓传花”游戏，从1950年代中期开始，繁荣一棒一棒地从日本传给“四小龙”，再交给“四小虎”……直至今天，东亚奇迹完全演绎成一部“中国传奇”。6月11日，世界银行发表《东亚复兴》报告，语调继续了1993年该行《东亚奇迹》的兴奋和决断，欢呼着新的奇迹再现：“中国成为了推动这一地区发展的核心动力。”
但是，在这烈火烹油的辉煌时刻，我们必须记起10年前的7月2日，奇迹轰然坍塌的那一时刻。那场周身通电般的金融崩溃，将《东亚奇迹》赞赏的8个亚洲“优等生”齐齐打落凡间。至今，日本仍在努力从“失去的10年”中艰难复苏，地区第三大经济体韩国还在困境中苦苦挣扎，中国台湾和泰国的表现令人沮丧。
现在，繁荣的下一棒已经传给了中国。尽管世行再次以《东亚复兴》赋予了无上荣光，但这是不是一个“乌鸦嘴”贝利式的预言？面临经济明显过热、资产价格沸腾、人民币“天下围攻”的中国，在民族复兴梦想实现的历史关键时刻，能否躲过一场暗流涌动的危机？
是再次成为“刀俎”下的“鱼肉”，还是让崩溃的下一棒落到“做局者”自己手中？中国能否拥有真正的奇迹，或许全在此一战。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纪念亚洲金融危机10周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机会。”6月21日，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举办的“亚洲金融危机十周年国际研讨会”上，主持人举着一本1994年7月7日刊发的《远东经济评论》说道，“这是我收藏的一本杂志，封面是一头象征泰国的大象，周围钞票满天飞，情绪兴高采烈，但三年之后就出现严重的金融危机。”话音未落，台下爆出一片笑声。
当主持人以“我相信中国不会出现危机”结束发言时，坐在一旁的泰国财政部财政政策研究所所长Kannit Sangsuphan表情甚耐琢磨。某种程度上，这里洋溢的笑声和乐观仍嫌太早，尽管风暴发生的那些残酷岁月已逾十年，但危机留下的影响和东亚奇迹道路上的宿命，依旧笼罩在东亚上空。
宿命的东亚？
所罗门宝瓶中放出的“魔鬼”，在前世界银行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看来，是曾被认为让亚洲国家明星般崛起的主要支柱——出口导向的经济战略与政策。
这种政府主导经济发展大政方针，国家集中资源重点突破关键性领域，以出口为导向，人民高储蓄为主要特色的发展模式，自1960年代以来，从日本开始，在韩国和东南亚诸国迅速传播开来。其成果就是，经济空前繁荣，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教育水平稳步提升，绝对贫困人数快速下降。例如，印尼人口贫困率在20多年内从1975年的64%下降到不足11%。
显然，这是一种完全背离了“华盛顿共识”所极力推销的“自由市场经济”的独特发展模式，它自然吸引了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兴趣。但东亚人民依靠汗水和智慧赚来的每一分钱，最后竟然都被一只魔法之手变成了反噬的“吸血妖怪”。
1960年代末，日本已经成为世界主要的出口大国，其日益上升的外汇储备在扶助其成为工业强国的同时，也见证了出口增长战略的成功之处。但从1981年开始，这个国家的贸易顺差就如脱缰野马般节节上涨，1968—1989年间，积聚的贸易顺差为75万亿日元，外汇储备也从30亿美元增加到840亿美元。大量资本流入带来的信用扩张因此拉开了序幕，日本国内信贷与GDP的比率，从1970年的135%增长到了1989年的265%。
到了此时，日本的房价和股价终于“升天”了。东京的“帝国花园”价值可以买下整个加利福尼亚州还绰绰有余，日经指数1989年冲破了38000点。
但信用扩张举办的“盛宴”在高潮中戛然而止，日本过度投资造成的国内生产能力过剩，最终在1990年导致泡沫破裂，股价和房价开始“跳水”，其中股价下跌75%，房价缩水50%以上。直至今天，日本还没有完全缓过来，而政府的负债却上升到了GDP的140%，使得日本的国家信用评级沦落到了与阿尔及利亚同等的地步。
即便如此，“四小龙”和“四小虎”依然接过了出口导向战略的接力棒。1980年代初期，日本为了应对美国人施加的日元升值压力，开始把制造业转移到亚洲各国。不论是模仿还是承接，泰国、韩国、马来西亚以及印尼等国开始了日本奇迹的复制。
四面八方的繁荣之花在东亚“盛开”了。1984—1996年间，泰国外汇储备由19亿美元上涨到377亿美元，韩国由25亿美元上涨到340亿美元，印尼从50亿美元上涨到190亿美元，马来西亚从40亿美元上涨到270亿美元。无论当初这些货币进入该国的原因为何，最后资金进入这些国家银行体系后，货币供应出现爆炸性增长。
相同的宿命再次发生，无论是资本账户顺差、贸易和经常账户顺差还是短期债务，资本大量流入引发的信用泡沫，在带来经济高速繁荣的同时，也在不断蒸发社会财富，将经济推向危险的边缘。
1997年7月2日，丧钟敲响。泰国的泡沫首先被大鳄索罗斯击破，泰铢贬值超过50%，股市市值跌去95%。随即，崩溃瘟疫般遍染了壮观的东亚“雁阵”，风暴横扫亚洲，一直延伸到万里之遥的俄罗斯和巴西。
1998年1月26日，一位女行政人员在香港《信报》上发表了一封给董建华和曾荫权的公开信：“原本做人好安心，有稳定的职业和收入，离婚后也不用为生活担心，但在短短3个月间，香港经济百日萧条，百业萎缩，无钱的没有钱花，有钱的也不敢花了。一家人安分守己20年来的积蓄好似刹那间化为灰烬……经过近期香港面对的风潮，我的心情好像被抛下大海一般沉重，从未有过这般不安的心情。”
然而，也正是在那最悲惨一幕展开的时候，中国已经悄悄接过接力棒，踏上了出口导向的发展道路。于是，21世纪初最壮阔的经济传奇，踩着与日本、“四小龙”和“四小虎”相同的节奏，开始了新一轮高速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