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一方面美元换成本币使该国的货币供应扩大，另一方面，该国央行把美元重新投资回美国，继续支持美国赤字增长。如此一来，亚洲金融危机中，危机国货币供应泛滥引起的超级通货膨胀，制造者不是来自“四小龙”或“四小虎”自己，而是远在华盛顿美联储地下室里24小时不停工作的印钞机。
让我们听一听凯恩斯1919年在《和平的经济后果》针对通货膨胀所说的真话吧，“通过连续的通货膨胀过程，政府可以秘密地、不为人知地没收公民财富的一部分。用这种办法可以任意剥夺人民的财富，在使多数人贫穷的过程中，却使少数人暴富。没有任何手段能像它（通货膨胀）这样如此隐蔽和可靠地来颠覆现政权了。这个过程潜在地积聚了各种经济规律中的破坏因素，一百万人中也不见得能有一个人看得出问题的根源。”
至于亚洲金融危机中的牺牲者，可能永远也不知道，1997年“罔顾左右而言他”的格林斯潘，早在1966年在其还没有美联储主席头衔时发表的《黄金与经济自由》一文中，曾说过一段诚实得令人震惊的话: “在没有金本位的情况下，将没有任何办法来保护（人民的）储蓄不被通货膨胀所吞噬，将没有安全的财富栖身地。这就是那些福利统计学家激烈反对黄金的秘密。赤字财政简单地说就是没收财富的阴谋，而黄金挡住了这个阴险的过程，它充当着财产权的保护者。如果人们抓住了这一核心要点，就不难理解有人对金本位的恶意诽谤了。”
在这样一个现有体系中，显然，东亚的宿命几乎就是设计好的一场局，虽然在一开始，设局者并没有明确把矛头指向这些具体的国家。
华尔街-美国财政部轴心？
1998年4月6—25日，在亚洲金融危机依然肆虐的时刻，国务院研究室宏观经济研究司司长李晓西、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易纲、南方证券副总裁牛仁亮和中行国际金融研究室副主任鄂志寰等人组成的“亚洲金融形势考察团”，踏上了对泰国、新加坡、印尼和韩国的考察道路。
因为危机期间中国给予了毫无保留的援助，泰国、印尼和韩国也给予考察团毫无保留的情况介绍。但是考察团尽力收集到的全部谈判文本中，唯独缺少了三份文件，这就是三国政府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所签订的秘密协议。
《商务周刊》调查的结果显示，每一份文件，至今直接阅读过的人不超过9个。之所以如此，缘于此文件对三国来说，都是近乎于当年鸦片战争中《南京条约》那样的“城下之盟”，永远属于民族的奇耻大辱。
尽管不知道三份秘密文件的具体内容，但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这位因为说了太多真话而在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指示下被“强制退休”的经济学家，通过2000年4月《新共和》上发表的一篇《内部人：世界经济危机中我所知道的一切》，让我们知道了IMF和世界银行到底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干了什么。
“我从1996年到2000年9月担任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经历了半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亚洲金融风暴、拉美和俄罗斯金融危机）。我亲眼目睹了IMF和它的控制者美国财政部对这次危机的措施，我被惊呆了。”
这位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发现，所有的亚洲金融危机受害国在等待IMF援手时都接到了同一份清单：首先是私有化，要求受援国将金融业、电信业、公用事业等国家战略产业彻底开放; 其次是资本市场自由化，意味着国际资本更加自由地流入和流出；再次是市场定价，IMF会提出对食品、饮用水和天然气等老百姓日常必需的产品大幅提价，最终的结果完全可以想象，大量的市民示威甚至暴动，资金四散奔逃，留下一片极其低廉的资产等待收购；最后是自由贸易，控制一国市场的机会向外资全面敞开。
更为困惑的是，这位克林顿政府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转任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后发现，IMF和美国财政部在国际上推行的政策，恰好与其国内政策追求相反。他写到：“我们在国内反对社会保障体系的私有化，然而我们却在国外提倡它；在国内我们反对平衡预算疗法，因为这会限制我们在经济下滑时使用扩张性财政政策，但在国外，当其他国家陷入衰退时，我们却强迫它们使用紧缩性财政政策；在国内，我们通过破产法来保护债务人，并且给予他们一个全新的开始，但在国外，我们把破产视为对贷款合同的肆意挑衅；在国内，我们认识到市场的局限性，并不相信市场原教旨主义，认为政府应该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但我们却在世界上其他国家推行市场原教旨主义……”
斯蒂格利茨最后在参与亚洲金融危机救助工作中发现了这其中的秘密：一个或隐或现、节奏匹配的华尔街—美国财政部轴心指挥着一切。当美国财政部指导着IMF组织的国际金融体系踹开一国市场大门后，华尔街上的金融公司就开始拥有了永远赚不完的钱。
“资本流入时，它们能够赚钱；接着，通过向东道国提供怎样管理资本流动的咨询服务，它们能够赚到更多的钱；当这些国家陷入危机后，它们通过重建方面提供的建议，还是能够赚取更多的钱；当泰国等国在美国财政部和IMF催促下将陷入麻烦的公司拍卖时，它们就以低价购买危机国家的公司; 有时它们在购买之后根本没有采取任何改革措施，而是等到经济恢复时，再把这些公司回售给泰国人。因此，无论情况如何变化，华尔街总是能够赚钱。”
在他看来，与危机国签订的协议背后拥挤了太多的利益，“尽管我们对衍生产品和投机资本将带来怎样的不稳定心知肚明，我们迫使外国开放它们的资本市场，让我们的衍生产品和投机资本进入这些市场，因为华尔街想要这样，而且华尔街想要的比它们可能获得的还要多。”
如果你认为斯蒂格利茨说得太多了，那我们听听美国顶尖的贸易理论自由派经济学家贾格迪什·巴格沃蒂的判断。这位前关贸总协定(GATT)总干事阿瑟·邓克尔的经济政策顾问，积极为WTO推动自由贸易做理论准备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6月7日再也看不下去来自华尔街的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过于活跃的身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