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需要清醒的是，债务悬河下的美元危机并不代表更多的危险在美国方面，如果中国不能坚持自己的思路处理好人民币汇率问题，别人的风险一夜之间就可能变成中国的风险。
现在，中国的决策者已经把改变自己被动局面的宝押在了内需上。然而，2006年年底尽管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出口额总量上接近，但出口27.2%的增长速度与消费品零售13.7%的速度之间，有着太大的差距。因此，依靠扩大内需改变贸易结构的失衡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至于提高民众收入，在资产价格已经膨胀的今天，民众工资上涨的速度能否抵挡通胀的价值侵耗速度，唯有天知道。
因此，尽快增强中国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是开发内需长远战略基础上的当务之急。
首先，必须改善储备资产的结构。前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公开指出：“近期黄金、白银等贵金属价格的急剧上涨，其本质就是美元贬值。弄得不好，几年之后可能导致出现全球性的通货膨胀局面。最近，日本官方和民间一齐动手，加紧储备稀有金属，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据有关资料报道，我国巨额的外汇储备中2/3以上为美元资产，黄金储备只有600吨左右，占全部外汇储备的比例仅为1.4%；而美国黄金储备超过8000吨，占其全部外汇储备的60%以上；德国黄金储备3433吨，法国2945吨，意大利2451吨，均相当于其全部外汇储备的50%以上。一旦发生美元急剧贬值的情况，中国的巨额外汇储备将大幅度缩水，国民经济将遭受沉重打击。
其次，决策层和监管部门需要建立金融风险防火墙。严格监管外资银行通过银行支票、银行票据、信用卡、房地产按揭贷款、企业流动资金贷款、金融衍生产品等多种方式直接介入中国的货币发行领域，在中国制造和恶化资产泡沫。尤其严加防范中国境内一切与外资银行签订的金融衍生合约这种“资产泡沫放大器”。
4月份，中国突然抛售了58亿美元的美国国债，这是7年来美国国债遭遇的最大规模抛售。纽约市场即刻有了反应，1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利率）猛然超过5%，创下2002年以来的最高值。于是，美国财政部副部长罗伯特·基米特匆忙赶往中国，“拜托”中国不要出售美国国债。
6月23日，韩国《朝鲜日报》以《中国不甘示弱的反击力》为标题报道了这个消息：“美国强行展开贸易报复措施的同时，对人民币升值施加压力，但中国也具备不甘示弱的反击力。”
类似这样你来我往的争斗，还包括中国国家外汇投资公司在私募基金“黑石”上的投资。一方面，中国利用外汇资金向美国企业投资，可以将美国企业的利润原封不动地转移到中国；另一方面，美国投机资本完全可以利用中国提供的“弹药”回头暴炒中国资产价格。
未来，这样的争斗可能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但现在，令人最担心的还不是中国决策层的智慧。一位曾经身居金融决策高层的领导在采访中向《商务周刊》说，“建行上市前引进战略投资者，宁愿以低价向外资银行转让大份额的股权，也不愿意高价让中国人寿这样有实力的国内金融机构进来。甚至已经得到了高层同意，最后还是遭到了抵制。为什么？”
随后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信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上市，同样是沪港两地IPO，H股发行数量大而且价格低，A股则数量小而且价格高。
“如果说交通银行和中国银行A股发行数量小，是因为当时国内股市低迷担心压垮大盘。但此后国内股市明显好转情况下，工商银行和中信银行同时A+H发行上市，为什么仍然是H股价廉量大，而A股量小价高？”他给《商务周刊》的一份数据显示，工商银行H/A股比例是2.7倍，中信银行是2.4倍，交通银行是72.3倍，中国银行是2.8倍。
“堡垒最容易在内部攻破，这应该是中国最不能接受的失败，也是我们最应该防范的失败。”在他看来，在金融安全这条战线上，不仅要防范金融腐败，更要防范一切国内金融利益集团与国外金融利益集团的利益结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