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作风险突出。长期以来，中国银行业疏于内部治理，信用和市场风险不佳，操作风险则更为严重。近年来，国有银行大要案此起彼伏，上到总行行长下到电脑操作员，涉案金额动辄数百万乃至数亿，触目惊心，暴露出因金融违规、金融腐败、监管滞后而导致操作风险的防控存在严重缺陷。尽管进行了大张旗鼓的“股改”，但是熟悉内情的人士普遍认为，国内金融机构的内部治理没有实质改观。
·金融市场与社会风险不断向银行风险转化。新一轮股市与房地产泡沫正在生成，而银行资金通过各种渠道进入股市与房地产市场。研究显示，银行直接与间接进入房地产业的资金占银行新增资产约60%。由于银行系统仍以抵押为基础，在股市与房地产泡沫生成过程中，抵押估值过高，因此一旦股市与房地产泡沫破灭或持续遭遇重挫，银行不良贷款将迅速增加，极有可能形成与1990年代日本一样的银行危机。
此外，在体制转型与社会稳定的大背景下，银行和国企之间形成了一种扭曲的、非市场的信用关系，信贷资金财政化，银行在政治压力下大量发放“安定团结贷款”，成了改革成本的重要承担者。
·国内银行面临外资银行的激烈竞争。昔日，危如累卵的国有银行尚未发生系统性危机的重要原因在于，迅速增长的居民存款使之有足够流动性。但“入世”过渡期结束后，外资银行正全面经营人民币业务，目标是境内的优质客户与高端业务，居民储蓄被其分流。国有银行不再拥有稀释不良资产的手段，未来陷入支付危机的几率将明显增加。
复合性金融风险持续积聚
首先，内外风险交织。一是“外在风险内部化”。随着中国金融不断扩大开放，外部金融风险通过多种渠道传导至国内，对中国脆弱的金融体系产生冲击。巨额国际游资为投机人民币升值，通过多种渠道入境，加剧股市与房地产市场泡沫，这不仅增加银行坏账与汇率等风险，而且直接威胁金融体系的稳定。
二是“内在风险外部化”。一些“走出去”的中资企业由于鞭长莫及与内控不力，原先潜伏的金融风险迅速暴露。2002年中国银行纽约分行违规被重罚，2005年中航油和中储棉投机巨亏，2006年“国储铜”投机巨亏等，中资国有企业不断违规经营，参与海外投机，极大地挫伤了中资企业在国际市场的金融信誉，对东道国以及国内金融市场产生冲击。
其次，新旧风险叠加。资本市场的发展可有效分散银行风险，但由于金融制度设计出现问题，使得资本市场的发展一开始就孕育着巨大风险，如今这些风险已相继暴露。很多优质企业包括民营企业因参与期货市场投机又无法适度控制风险而陷于破产境地；私募基金如雨后春笋，但是治理问题严重，隐患多多；股票市场历经曲折后，出现持续“井喷”，掀起全民炒股疯狂，由此带来的金融泡沫风险正不断增加，而且约1亿股民中的“非理性”行为已成为中国社会不稳定因素。此外，非正规金融规模庞大成为金融安全的另类隐患。多年来，中小企业从正规金融渠道筹集发展资金十分困难，被迫寻求非正规金融渠道。研究显示，目前中国非正规金融的规模据估计已接近正规金融的1/3。
最后，债务风险凸显。2006年末，中国外债余额为3230亿美元（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区和台湾地区对外负债），中央财政国债余额3.5万亿元。全国地方政府债务则是一本糊涂账，国内有专业机构估计在1万亿—3万亿元，国外有研究说在7万亿元（包括乡村一级超过1万亿元，县一级3万亿元，省市一级2万亿元）。按照世界银行2005年5月提供的研究数据，中国养老金缺口在9.15万亿元。因此，政府的直接债务约16万亿—22万亿元（不计背负注销银行巨额坏账的隐性债务），与20万亿元的GDP相比，则已超出60%的国际警戒线。金融风险和财政风险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拉美与俄罗斯教训显示，巨额政府债务同样会引发金融危机。
金融“道德风险”突出
“道德风险”普遍存在金融领域各个层次。在微观层面，一些机构借“股改”之名，行增进管理层利益之实，改制直接成本过多集中于被裁减员工，有的甚至出现中外合谋，欺骗政府与百姓，获取不正当利益。在行业层面，金融决策屡屡出现照顾相关机构或利益集团的倾向，公正、合理与科学性令人怀疑。当中，最为突出的“道德风险”是政府在相关利益集团的强大游说下三番五次为金融机构坏账、国有机构投机巨亏买单。
最为严重的“道德风险”是一些政府部门对国家信用的滥用。银行坏账冲消、金融集团倒闭、证券公司破产、中央与地方政府债务、社会保障基金、股市泡沫消除等等最后都集中到国家头上。国有银行没有发生系统性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信用，即储户对国有银行国家所有的信任。但是，国家信用是有限的。
东亚金融危机表明，韩国、马来西亚、印尼的国家银行当初同样有国家信用支持，可是当风暴袭来，国家信用于一夜之间消失。由于制度设计缺陷，政府大包统揽，无限“兜底”，这不仅造成严重的“道德风险”，而且还导致国家信用资源加速流失。长此以往，很难避免信任危机。
金融开放风险莫测
首先，开放“失序”产生的风险。一段时间以来，中国金融开放出现“失序”倾向：是“入世”承诺的，积极兑现；很多“入世”没有承诺的，也在“自主”开放，而且还是加速推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总结诸多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指出，金融自由化必须遵循的“最优次序”是：宏观经济自由化→结构调整→贸易自由化与实体经济部门的调整→国内金融市场自由化→资本项目自由化。金融开放“失序”势必增加中国金融风险。世界大国在经济发展与崛起过程中都跌过跟头，很多还不止一次，唯独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没有，对此不能麻痹大意。
10年前爆发的东亚金融危机，中国因为资本账户管制而侥幸躲过金融飓风的冲击，但我们的一些金融界高层与学者却深信是中国强大的经济实力与卓越的宏观管理能力抵御了那场危机，并据此坚信，经过10年的发展，中国经济实力更加强大，宏观管理能力更加卓越，由此可以抗击范围更大、强度更烈的金融冲击。这种思维显然是危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