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亚洲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严重金融危机，从泰国一路蔓延到包括日本、“四小龙”和“四小虎”在内的所有高速发展的东亚经济体。当年的香港在惊涛骇浪中幸免于难，一是靠多年健康治理下的经济基础，二是靠香港政府、特别是金融主管部门应对得力。

    10年后的今天，尽管亚洲金融危机已成历史，但毋庸讳言，新的风险仍在酝酿。面对金融全球化和流动性泛滥的国际金融市场，以及人民币升值巨大压力，内地遭遇到了巨大的挑战，其中最缺乏的就是如何加强金融业的有效监管，防范金融风险。

    为此，《商务周刊》近日专访了香港特区政府金融管理局总裁任志刚，希望从这位那场金融风暴一线指挥员的口中，寻找到内地可以借鉴的经验和香港金融业未来发展的前景。

    《商务周刊》：亚洲金融危机已过去10年，回顾那场危机中香港发生的“官鳄大战”，至今令人惊心动魄，最后的胜利属于胆略过人的香港政府。作为当年主阵三大将之一，您如何评价那一场决战？

    任志刚：过去10年，经历了很多，当中最难忘的，我想一定是1997、1998年的金融风暴。当时不论是内围（乏善足陈的公司业绩、股票市场的交投量十分低、就业和贸易数字以及零售情况更趋恶化）或外围（日元对美元的兑换率跌穿145:1、道琼斯指数跌至8500点）的因素，都为炒家制造了机会。他们在1998年7月底已经开始进行有部署而且有操控成分的造市活动。他们的方法是在沽售港元时，同时透过各地的市场，24小时不停地操作和加压。他们沽售港元的速度和剧烈的程度是前所未见的。

    当时港元的沽盘，以及恒指期货的未平仓合约数量均比平时大幅增加，但现货市场的成交量却跌了很多。换句话说，期货市场特别活跃，而现货市场的成交量却很弱。这种现象令到冲击时所需动用的资本少了很多。

    除此之外，香港媒体方面所产生的压力也是空前未有的──香港和外国的报章不停地报道人民币会贬值及港元会脱钩的谣言；而在外地的金融机构亦在同一段期间发表了很多极看淡港元和香港的报告。当时内部有些专业估计，如果情况这样继续下去，港元的息口可能会长时间维持在二十厘至三十厘这个水平，恒指亦很可能在短期内会多跌2000点至3000点。

    这个情况对楼市的影响更不可以估计，因为它会对按揭贷款的借款人造成影响，对银行体系构成很大的压力。再加上在8月底香港的经济数据呈现负增长，如果不做点功夫的话，这些内忧外患的因素很可能会令市民对本港金融体系失去信心。

    所以从8月初开始，我们每日都审慎估计当日市场的情况，及为入市和之后所需的跟进工夫做好准备。我们更衡量到入市行动后可能面对的批评及反对声浪。最重要的是在法理上，特别是《基本法》以及外汇基金条例所赋予的权力，我们这样做是否构成问题，会否有限制。

    接近8月第二个星期，当恒指跌破7000点时，炒家再向我们加强压力沽售港元。当时的财政司司长曾荫权先生、现在的政务司长许仕仁先生（那时候是财经事务局局长）和我觉得没有其他的办法，所以在8月第三个星期末段时做出了入市的决定。入市后，金管局按照时任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曾荫权订定的界限，全权负责每一天的行动，而每日的行动情况也都要向财政司司长报告。

    当时香港政府的入市干预行动确实惹来了不少争议。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香港多年来一直享有全球最自由市场之一的美誉。然而，自由市场不是一个可以任由炒家自由操控的市场。我们觉得一定要将市场纳入正轨，于是经大家同意之后就作出了干预行动。对于我们这些相信自由市场的人来说，这样做心里实在不好受。然而，我仍然相信当时的行动是正确而且成功的。首先，在金融风暴后，香港的物业和股票贬值了差不多六成，失业率亦上升，而且还持续了好一段时间，在港府入市后的短短半个月内，市场的操控活动消失，股市水平大幅回升，港元兑美元的大部分利率溢价亦已消失。而自1997年7月危机爆发以来，以美元计，在区内所有股票市场中，恒生指数的跌幅最小。香港的银行体系保持稳定，偿债能力未受影响。利率的确上升了，但升幅不及其它地方大。事实上，港元是亚洲区内唯一可以完全自由兑换而又没有大幅贬值的货币。

    同时，特区政府亦将一个很大的危机化为一个重大的机会：将购入的股票创造了盈富基金，而盈富基金亦得到香港普罗大众的欢迎及接受。另外，为此而成立的投资公司，亦在短短的32个月内，完全按照市场的操作，将1998年8月动用的外汇基金全部回笼，而且还赚了钱。再者，香港亦从这场痛苦的经验中汲取教训，迅速推行适当的政策──金管局于1998年9月推出的7项技术性措施，巩固了本港的货币制度，使其更能抵御冲击，而且经过时间的证明，市场对香港货币制度的信心与日俱增。

    我还记得，最初国际的反应并不友善，但其后当金融风暴席卷亚洲，甚至波及世界遥远角落，而香港相对来说仍可泰然自若，人们的观点才有所改变。2000年7月前美国联储局主席格林斯潘在他一篇演说中更为亚洲金融风暴“盖棺定论”，其中他总结说：“政府的安全网及干预措施不能完全被取代。最少就短期而言，私营部门若缺乏官方援助，其应付外来冲击的能力及范围始终有限。”这显示香港的做法是得到国际认同的。

    《商务周刊》：尽管取得了最后胜利，但香港联系汇率还是遭到了不少人的批评，认为其中存在不少漏洞。事后，金管局如何改革和完善联汇制度？

    任志刚：入市行动完成后，金管局接着于1998年９月５日公布了７项措施，以进一步巩固香港的货币发行局制度，以及减低投机者操控市场令银行同业市场和利率出现动荡的机会。其实，联系汇率制度自1983年10月实行以来，经历了多次考验，包括1987年股灾、1990年波斯湾战争、1991年国商集团倒闭、1992年欧洲汇率机制风暴、1994/1995年墨西哥货币危机、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05年7月的人民币汇率改革。而期间，金管局在强化香港金融制度的运作方面，一直不敢松懈。我们自1987年起便推出了一连串的货币改革措施，目的是巩固货币发行局制度，确保利率调节机制能有效运作，以维持汇率稳定，当中包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