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仁川机场去往酒店的大巴上，车内显示屏一遍遍打出同样的字幕，“Superheated Kopsi surges past 1800”。这是一个令韩国股民振奋的消息——韩国首尔股市综合指数冲破1800点大关。6月18日，韩国主要媒体都用了“疯狂”一词来形容韩国股市这一历史性新高。自2007年2月起，韩国股市一路连续15周走高，仅仅用了13天，综合指数攀升至1700点，而突破1800点大关，更只用了11天时间。

    “瞧，韩国股市跟中国股市一样可以遍地捞钱了。”坐在旁边的经济系大学生李敏得意地跟记者说，他决定在韩国股市投入更多的资金。

    与李敏共同分享股市高涨喜悦的，还包括韩国总统卢武铉。在2003年上任之初，卢武铉面对的是不足600点的疲软股市。或许在他眼中，一个长期的“牛市”无疑有助于他反驳那些经济学家，后者（常常是大多数）认为韩国经济正在经历结构性危机，而反对党则干脆说，过去10年的韩国经济是失败的10年。这显然让卢武铉很恼火。

    不过，1800点的牛市仍掩盖不住韩国民众对经济现状的抱怨。“我现在的生活还不如10年前。”48岁的出租车司机申启英对《商务周刊》说。

    10年前，也就是韩国发生金融危机之前，申启英的年收入约合1500美元；10年后的今天，他的年收入略微涨了些，1700美元，但这点增长还是赶不上韩国物价指数每年3%的提升。

    李敏是马上就要毕业的大学生，良好的教育背景和海外实习经历可以让他在SK集团或者埃克森·美孚这样的跨国集团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良好的金融知识背景还能让他在爆发的股票市场赚上一笔。但另一些韩国人却感到如今的韩国经济糟透了。

    理性的经济学家也认为，股市的走高并非经济增长加快带动的结果。“大量从房地产市场流出的热钱涌向股市，以及政府持续的低利息政策的双重作用，将股市抬向了虚高。”韩国现代证券研究所的古周浩这样分析到。

    火热的股市却没有吸引更多的韩国人从海外回国，相反，飞涨的房价和高昂的生活费用让很多韩国人不堪重负，他们选择了“出走”。据驻华韩人会调查显示，每年起码有10万韩国人前往中国工作和居住，2008年，韩国在华侨民将达到100万。“韩国移民大军”成为韩国经济问题下的一大显著社会现象。

    大批的移民海外、过热的房地产市场、低息政策导致的社会资金流动过快和如今这个虚高的股市，卢武铉并不是这些问题的始作俑者。正如人们说，自他上任以来，韩国的贫富差距变得更大了，但事实上，4年前卢武铉从金大中手中接过的韩国，就是一个经济增长率下降到5.4%、股市大幅下跌、家庭负债居高不下、房地产过热以及两极分化的韩国。当然，在其任期接近尾声时，卢武铉也并没有能让这个国家的经济有所改善。

    因此，韩国的经济现状和目前面临的种种社会问题，都应追溯到10年前金融危机爆发这一拐点，或许是金大中，甚或是金泳三更清楚，韩国经济到底怎么了。

“沦陷”IMF

    “如今的卢武铉不愿意承认韩国经济存在问题这样一个事实，正如10年前韩国政府不愿意正视金融危机即将爆发时的态度一样。” 金融危机时担任韩国副总理兼财经部长的林昌烈对《商务周刊》这样说。

    在1997年之前，韩国GDP增长速度平均达到6.8%，失业率仅为2%，物价指数年增长4.9%，国内储蓄率为34%。正是基于如此良好的经济指数，韩国政府，甚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曾认为：已经从泰国蔓延到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亚洲金融危机，不会给韩国金融带来太大的影响。“但他们都忽视了一个数据，1996年韩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达到了230亿的逆差，但韩元汇率没有任何调整。” 林昌烈说。

    当时还在担任贸易部长一职的林昌烈却认为这是危机到来的“预警”信号，韩国金融研究院院长朴荣哲也注意到了这一点。1997年3月，朴荣哲向时任副总理兼财经部长的姜经植发出了“韩国有可能重蹈墨西哥金融危机覆辙”的警告，并建议实施浮动汇率。但是，朴荣哲却遭到了批评，姜经植不仅全部没收了朴的报告，而且警告他说，“不要再提及此事。”

    7个月后，韩国金融的崩溃就像晴天霹雳，打了姜经植一个措手不及。

    灾难首先从韩国的家族式财团燎原。从1980年代开始的“扩张式”增长模式，让这些企业越来越依赖于举债融资，然而一方面开销越来越大，一方面却“囊中羞涩”，一些与金融机构纠葛不清并面临严重财务问题的财阀开始走向破产。韩国第二大钢铁公司韩宝第一个倒下，直至今日，还有很多韩国人不愿意相信，在当时被誉为韩国企业“新星”的韩宝钢铁公司会在顷刻间被宣布破产调查。接下来是三美、真露，甚至包括排名财阀第八位的起亚，如多米诺骨牌般应声倒下。

    企业的破产使得银行借给这些企业的贷款无法收回。“韩国银行出现了严重的清偿危机，这正是韩国金融危机爆发的最直接原因。”韩国政府的智囊机构——韩国国策研究院院长杨秀吉告诉《商务周刊》。更要命的是，这些来自外国银行的贷款大多数属于短期贷款，在嗅到风声不对后，外国游资纷纷从韩国各个行业中抽逃，外国银行也拒绝给予贷款展期。

    1997年11月中旬，韩国可用外汇储备仅有142亿美元，然而，韩国对外累计债务已经达到650亿美元。“到1997年12月底，如果没有充足的资金注入，银行很可能宣布违约，韩国金融体系面临全面的崩溃。”林昌烈痛苦地回忆道。

    这一致命问题，很多学者认为是1996年韩国政府加入经合组织（OECD）这个“富人俱乐部”的直接后果。因为根据经合组织的要求，新加入的韩国政府必须放宽对国际资本自由流入韩国的限制，这正好可以解释为什么韩国银行欠下了如此数额庞大的外债。

    但曾经在1998—2001年担任韩国驻OECD大使的杨秀吉却不这样认为。他告诉《商务周刊》：“政府从1980年代起就开始限制财阀获得商业银行的贷款，无奈之下，财阀想到了海外贷款融资以支撑自己‘八爪鱼’式的扩张和海外投资。利用韩国加入OECD的机会，财阀对韩国政府进行了不懈的游说，希望后者能够同意放宽短期外资流入的限制，财经部最终抵制不住压力做出了错误的决定。”